逆向种族主义和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都是西方文化奴役出来的产物今天（2002年10月6日），听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北大教授刘东讲《悲剧在中国的诞生》，很系统地讲了所谓“中国没有悲剧”问题的来龙去脉。所谓“中国没有悲剧”，且把此事当作中国文化落后的大问题，并非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肇始，而是滥觞于五四。、陈独秀、鲁迅、蔡元培等都有此类胡言乱语。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我常提到的所谓“东方的嫉妒”、“中国的酷刑”之类。我曾用“逆向种族主义”概括这类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国民性的胡乱批判——也许称为污蔑更为合适。曾有一个80年代很有名气的“学者”，在一次会上大谈园林的中西比较。他说，中国园林是对称的，西方园林是非对称的，由此有道出了中国文化的落后、保守等等。我看这位“学者”不仅没有看见过西方园林，他也没有看见过中国园林，他无非就是想找个茬子骂一骂中国，而这类胡言乱语在当时往往既叫好又叫座。。、陈独秀、鲁迅、蔡元培等五四先贤的动机是无可怀疑的：他们无非都是为了中国的救亡图存，急切希望中国能够像西方和日本那样强大起来，摆脱被灭亡的命运。可他们大概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打死的做法在后世恰恰造就了两类人：一类是汉奸，而且是理直气壮的汉奸，中国既然从根上就如此糟糕，则作汉奸不仅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明智的自保，而且还是一种完全正义的行为——背叛一个如此“下流的民族、下流的文明”（一个不久前才加入美国籍的中国裔学者宋永毅先生语），难道不是一种正义的行为吗？一类则恰恰相反，是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者。恰恰是由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打死的做法的明显荒谬，使得本来也十分荒谬的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显得似乎有了道理。造就这两类人恐怕都不是五四先贤们的初衷，可结果就是这么令人哭笑不得。中国为什么非要有希腊式的悲剧？没有就是“落后”、“下流”吗？中国必须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亦步亦趋西方文明吗？五四先贤们的回答是必须，否则就是“落后”、“下流”。如没有希腊式的悲剧，中国就国非国，文明非文明，人非人了。这样的认识显然是荒谬的：没有希腊式的悲剧，中国文明中也不缺乏对于危机的敏锐的意识（刘东语），中国文明没有发展这种艺术形式又怎么了？其实是无所谓的。然而，有些西方的东西中国没有却是真不行的，比如洋枪洋炮，中国人如果不学会拿起来，则根本无法生存。而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者们恰恰抓住了类似于“悲剧问题”的扯淡的荒谬性，来否定中国掌握许多必不可少的西方利器的必要性。除了洋枪洋炮外，我认为民主也是必不可少的西方利器之一。中国历代王朝的兴替，无非是一个不受制约的皇权加上一个腐败的官僚体系把坏事做绝了之后，老百姓忍无可忍，贵族集团中的野心家有机可乘，造反将其推翻；新上来的皇权加官僚体系接受“载舟覆舟”的教训，自律一段日子；然后，由于没有常规的制约力量，又逐渐放纵自己，逐渐变坏；最后又坏到老百姓忍无可忍，贵族集团中的野心家有机可乘，再造反，如此往复循环不已。近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权力制衡，虽然也有许多问题，但比这种循环好得实在太多了。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者们恰恰在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上反对学习西方，这是错误而且“下流”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有一部分听众，就是因为五四先贤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打死的做法也是明显荒谬的。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者们利用对手的错误掩盖了自己的荒谬。我前面讲到的那个问题，又可以反过来说。恰恰是由于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者的极为明显的荒谬，才引发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打死的做法。鲁迅的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在中国，你必须嚷嚷要把屋子拆掉，才能开扇窗子。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者所造就的也是两类人，这两类人恰恰也是上述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打死的做法造就的那两类人。很多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憎恶，恰恰就是因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明显的荒谬性激发的。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化原教旨主义者不仅没有像他们自己想象的那样促进了中国人对于本民族，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热爱，恰恰相反，他们造就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