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下的行政处罚论文一、劳动教养制度及其废止后的衔接空白一是，劳动教养制度在事实上起着衔接行政治安处罚与刑事处罚的作用，“被劳动教养的行为其危害性高于治安违法，而比刑事犯罪行为低，这种特殊性使得难以被直接纳入行政处罚体系或者刑事处罚体系”[5]。根据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规定，劳动教养收容教养的对象是“不够刑事处分的”。因此，劳动教养制度所针对的是那些“刑法边缘行为”。由于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问题，事实上，我国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是严重或者较为严重的犯罪行为。这样的结果必然使部分轻微或者比较轻微的犯罪行为———“刑法边缘行为”，游离于我国刑法的调整范围之外。[6]然而，由于此类行为在形式上符合了某一刑法罪名，但严重程度却不至于构成犯罪根据罪行法定原则，不能予以刑事处罚。然而，此类刑法边缘族虽行为危害不大但主观恶性大。[7](P251)如果以单纯的行政治安处罚达不到预防犯罪、改造被制裁对象、稳定治安的效果，所以，需要劳动教养制度来专门针对此类行为进行惩戒。二是，在劳动教养制度被废除之后，短时之内，我国并未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加以代替，至少在国家层面上，做出全面废除劳教制度的决定之时，并未随之公布出相应替代制度。当前存在一种倾向性的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是劳教的替代制度。北京市在2004年就开始了以社区矫正替代劳动教养制度的尝试。“围绕劳动教养制度是彻底废止还是通过立法加以完善的争论，或许会因为目前正在酝酿制定中的《违法行为矫治法》的出台而落下帷幕。”[8]以社区矫正的方式，改革完善劳动教养制度，一直都是北京市司法行政部门在劳动教养制度的替代制度上的探索方向。在学术界，也不乏以社区矫正代替劳教的支持者，有学者主张应当将劳动教养制度转变为实施社区矫正，甚至可以“将劳教所的人员、经费和设施分别转化为社区矫正官、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和矫正中途训练中心”。[10]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社区矫正制度并非是劳动教养制度的替代制度。社区矫正制度是指由专门机构负责，组织社区的力量，对符合在非监禁条件下接受矫正的罪犯实施刑罚的活动。[11]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实施制度的组成部分，而劳动教养是一种基于行政权，对不够刑事处罚的人员采取的强制性教育措施。此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根据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姜爱东的观点:“两者在法律依据、适用范围、适用程序和执行方式上都不相同。健全社区矫正制度，不是因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提出来的。”[12]以社区矫正替代劳动教养制度，无法填补因劳教废止而出现的国家制裁制度上衔接空白。因此，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劳动教养废止后，并未运行起一套新的制度来加以替代，替代制度依然缺位。二、国外制度的经验与我国制度的问题分析国外也存在类似制度，存在特殊的社会危害行为的处罚办法，以解决国家制裁制度的衔接问题，处理那些后果相对较轻的轻微犯罪行为。“有的国家分为重罪、轻罪和违警罪;有的分为重罪、轻罪和保安处分。”[6]这些制度规定对于我国在劳教制度废止之后寻求替代制度，解决行政治安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问题，有借鉴和指导作用。(一)国外制度的经验国外相关的制度经验主要集中在违警罪和保安处分这两项制度上。早在大革命时期，法国就有依据犯罪所受刑罚的轻重或犯罪本身的严重程度进行三分。所谓的“罪分三类”，是法国刑法的一项传统原则。[13]其中，违警罪针对违反了社会纪律的行为，也即是所谓的轻微犯罪或类犯罪违法行为。违警罪虽然针对轻微的犯罪行为所设立，但其依然属于刑事法律的组成部分，需经过刑事司法程序，进而确定罪行。这与我国基于行政权的劳教制度存在着差异事实上，早在晚晴和民国时期，我国就曾经存在过类似的法律规定。1906年，清廷参照日本旧刑法第四编违警罪的体例，颁布了《大清违警罪章程》，[14]对违警行为作了界定。而在1943年，民国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违警罚法》，对于违警罚已有相对完善的规定，包括对于人身自由限制的拘留罚等，在当时起着衔接刑罚，控制轻微犯罪行为的作用。所谓保安处分，是指国家基于保卫社会之需要，对于具有特殊人身危险性的人，以矫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