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一面是民主，另一面是暴政朱利安·阿桑奇2014年12月08日乔治·奥威尔的《1984》具有预见性这种话已经被媒体说滥了。这部小说的预见性非常强，里面的预言简直就是当下的庸常现实。现在再去读它，可能会觉得乏味。相较于今天的“监控国家”搞出来的让一切无所遁形的奇特发明，老大哥(BigBrother)的设备——比如具有监控功能的电幕和深藏不露的麦克风——显得颇为古朴，甚至会让人感到安心。奥威尔想象出的世界中的一切都已了无新意，于是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这部小说在叙事方面的短板。给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他的另外一个预言：在1945年的《你与原子弹》(YouandtheAtomicBomb)一文中，奥威尔或多或少地预测了未来50年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主流武器既昂贵又难以制造的时代常常是专制统治时代，”他解释说，“等到主流武器既便宜又易于制造的时候，普通人就有了机会……复杂的武器会让强者更强，而简单的武器——只要还没有对付它的办法——给弱势者提供了利爪。”他把原子弹称为一种“天生带有专制色彩的武器”（文章发表的两个月前，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夷为平地），并预言：这种武器将让权力集中在“两到三个可怕的超级大国”手里——这些国家拥有生产它所需要的先进的工业和科研设施。他在文中问道，要是“幸存的这些大国达成默契，永远都不对彼此使用原子弹呢？要是它们只用原子弹或者原子弹的震慑力来对付那些无力以牙还牙的人呢？”他总结说，可能的结果是，“一个像远古的奴隶制时代一样极其稳定的时代”即将到来。他发明了“冷战”一词，并预测世界将进入“一种持久的‘冷战’状态，一种没有和平的和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被统治的民族和受压迫的阶级面临着更加无望的前途。”奥威尔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有一些相似之处。先说第一个共同点。最近几个月来，很多人都在讨论“保护隐私”的重要性，但很少有人讨论保护隐私为什么重要。其重要性并非缘于我们一直被灌输的一个观念：隐私具有内在价值。不是因为这个。真正的原因在于权力的运算公式：隐私权的崩塌会让统治集团与其他所有人之间既有的权力不平衡更为严重，就像奥威尔所写的那样，“让被统治的民族和受压迫的阶级面临更加无望的前途”。第二个共同点更为重要，但人们对它的理解甚至更为粗浅。目前，就连带头反对监控国家的那些人，也依然在把这一问题当成一桩可以归咎于少数几个家伙的邪恶政策，并认为这是必须由他们负责的政治丑闻。人们普遍希望，我们的社会只要制定一些法律条文，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掉。病根其实比这深得多。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监控国家里，而且生活在一个监控社会里。带有极权主义色彩的监控不是政府部门的专利；它还潜藏在经济领域，潜藏在人们对技术的日常应用以及日常交往等方面。互联网的概念——一个把世界连接起来的单一的、全球性的、同质化的网络——道出了监控国家的本质。互联网之所以沿着一条便于监控的道路发展，是因为政府部门以及商业互联网领域的大鳄希望如此。这条道路上的每一步都可以有其他选择。它们都被忽略了。就其核心而言，谷歌、Facebook这样公司和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局（NationalSecurityAgency，简称NSA）处在同一个业务领域。他们收集和人有关的大量信息，存储、整合它们，用它们来预测个人和团体的行为，然后再把它们出售给广告主和其他人。这种相似性让他们成为了NSA天生的合作伙伴，这就是为什么NSA找到他们，让他们成为互联网秘密监视计划“棱镜”(PRISM)项目组成部分的原因。不同于窃听国际通信线路的情报机构，这种商业监控手法利用“免费服务”的承诺，吸引了数以十亿计的人们。他们的商业模式是行业化的隐私入侵。然而，即使是那些尖锐批评NSA监视活动的人，似乎也没有被要求关闭谷歌和Facebook。想想奥威尔的话，互联网存在“暴政”的一面，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互联网太复杂了，它到底是一种“暴政”现象，还是一种“民主”现象，无法被明确归类。人们最初聚集成城市时，他们第一次获得了对大型群体进行协调的能力，以及大规模迅速交流思想的能力。随之而来的技术和技术进步带来了人类文明的黎明。在我们这个时代，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发生。和历史上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