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半个世纪的边疆亲历谈治国安邦张胜光[摘要]从笔者在边疆生活近半个世纪的亲身经历，谈治国安邦必须从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寻找智慧，而不能抽象地从“普世价值”等空洞理念出发设计治国之策！中国是个大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民族杂居。从政治层面说，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都不那么容易。尽管圣人有云”治大国如烹小鲜”，但这些圣人用今天的话来说，不过是一些摇唇鼓舌的“社会精英”或者“公知”，哪里懂得治国的艰难呢！就像新加坡的经验，能原封不动地推广到中国大陆来吗？一、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在新疆的亲身经历我从17岁到新疆，61岁退休返回北京，整整在新疆呆了44年，亲眼看到了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疆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近又读了点新疆历史，深感要治理一个国家，如果不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出发，闭门造车地引入什么普世价值或者设计各种想当然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那对“治国安邦”来说都是异常危险的！我到新疆支边是在1968年3月，那时文革仍在进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尚未开始，边疆的生活水平与北京相比，当然有天壤之别。1972年我到乌鲁木齐上大学，新疆的经济甚至下滑到连口粮都要从内地调进的程度了；1977年9月30号，已经粉碎四人帮快一周年了，为了把自己手中的一市斤肉票花掉，带回家里过个国庆节，我在乌鲁木齐市中心的肉铺排了整整一上午的队，才买到了那宝贵的一小块肉！可见当时边疆人民生活之艰难！虽然那时新疆老百姓的生活远比现在艰苦，但那时新疆的治安形势却并不严峻，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暴恐分子”，甚至连这个词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方才听到。即使在新疆文革“武斗”最厉害的时候，也没有出现什么“民族派”、“汉族派”，新疆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都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参加，而且同一派的民汉“战友”还大有“见了你们格外亲”的感觉！那时不要说民汉老百姓之间没有什么大的民族矛盾，甚至还有不少民汉互相通婚的事例呢！新疆民汉关系的恶化始于改革开放伊始。那时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1980年，胡耀邦、万里到西藏，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原来的农奴主们打得火热，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宗教势力趁机膨胀起来，僧侣们公然带头闹事！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胡耀邦虽然也喜欢读书，但他毕竟不如毛泽东懂得中国历史，不知道这样做边疆要出大乱子，还洋洋得意地将这个讲话精神推广到所有边疆民族地区，邓颖超还敲了点边鼓，说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汉族欺负少数民族，没有少数民族欺负汉族（这是什么样的蠢话！元朝、清朝难道是汉人欺负少数民族吗？），所以边疆地区要继续反对大汉族主义。这样一来新疆领导层立刻就乱了！在当年新疆召开的自治区、地区、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就以反对大汉族主义为名，决定今后在青年招工、考大学和招干三方面实行“三个60%”，即少数民族的孩子今后要在这三个方面的招录指标中均占到60%。这就引起了汉族干部的普遍不满，那时上大学、招工、招干可比现在难得多啊！结果，当年乌鲁木齐凡是应届的少数民族高中毕业生，根本不必考试就可以进入大学，就这样他们的60%指标份额还用不完，而汉族孩子则只好打破头地去争抢那剩余的40%指标了！须知乌鲁木齐地区汉族居民占九成，少数民族在这里是真正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应届毕业生比汉族学生少不知多少倍！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