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历史上的杨增新杨增新，字鼎臣，清同治三年出生于云南蒙自县，光绪十四年中举，光绪十五年乙丑科进士，同年签令甘肃即用知县。杨增新于1893~1895年任中卫知县，“在任年余，多惠政”。他勤于理政，如老百姓有诉讼，都可以到堂陈说，即予处理。在遇到疑难案件时，杨增新常常微服调查，不仅理清了案情，“民间疾苦、地方利弊无不洞悉”。中卫县积累了不少盗窃案件，一些盗贼买通役吏给他们通风报信，杨增新挑选干练的捕快，午夜出城，“径入贼巢，缚之以归”，严惩盗贼。一方老百姓的平安得到保护，维护了地方的安定。杨增新在任中卫知县期间，还发现官府在向老百姓征粮时存在不少弊病，杨增新令在各乡堡添设粮仓，这样老百姓便可就近到各乡堡交粮，避免了长途运输之苦。1895年至1896年，在河湟一带发生了回族和撒拉族反清大起义，史称“河湟事变”。其原因主要是“回受汉欺，蓄仇已久，而州县办理又失其平”。1896年7月，宁夏将军钟泰以杨增新为营务处总理，返省后，任渭源县知县。光绪二十二年杨增新署理河州知州，采取措施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缓和民族矛盾：招抚流民，恢复生产。杨增新发放赈灾款，“清理叛产，招民领种”，大批流民返回家乡，恢复生产。他还革除了地方官吏征收赋税时的十分之三羡余，改制钱两千七百文抵银一两的粮价折征，民苦价昂，为2300文制钱抵一两银，老百姓在缴纳赋税时的负担有所减轻。河州东北乡生产麦子，按照旧例，乡民必须交纳青稞，杨增新允许百姓交纳赋税时以一石麦抵两石青稞。在“河湟事件”中，大多数水磨遭到破坏，有些水磨因战争而易主。杨增新一方面由政府出资，修复战乱中被烧毁的水磨房。另一方面则规定，凡是在战乱中易主的水磨，一律归还原主。给河州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防范、调和并举，解决民族问题。河州地区回汉矛盾由来已久，杨增新在河州恢复修建宁河堡和莲花堡等军事要隘，以防范回乱，民国17年土匪乱事时，宁河莲花堡成为南、北屏障，许多人赖此逃生。杨增新采取措施消除回教门宦，阻止回民暴动，稳定一方安宁。他主张将《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的唯一经典，其它邪经一律销毁，并由官府严格监督执行，以遏制教派之争。他还诱导回民放弃为乱地方，成功阻止某回族首领密谋纠集的数千人起事，致使“回众皆感泣，遂各归陇亩”。杨增新的调和措施免去了河州地方动乱，缓和了河州汉回之间的矛盾。杨增新在河州“捐廉重修”失修已久的凤林书院，还增设了龙泉、爱莲两书院，并延请宿儒到各书院主讲，所设义学共有24处之多，“河州一邑，人才蔚起，在陇上号称最盛。”他在河州任职5年，“政平讼理，民情爱戴”，留下了极好的口碑。1901年，杨增新卸任河州知州，被“保升知府，旋升道员”。1902年，杨增新被陕甘总督崧藩委任为甘肃省新式学校提调。杨增新同年，崧藩举荐杨增新、王树楠等五人赴部引见，赴京、津、苏、沪、浙、皖等处考察学务。1903年，崧藩委任杨增新为文高学堂提调，创办了文高学堂，“课以实学”，设立经学、史学、算学、理化、博物、地理、英、日、俄及体操等课程。杨增新还创办武备、陆军、师范、巡警、工业各学堂，并亲手编写章程，规定课程。杨增新在甘肃任职的最后几年中身兼九职，任各学堂总办，兼领统捐、巡警各局，必然会引起别人的嫉妒。1905年，崧藩调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由升允接任，由于有人在升允面前造谣，致使杨增新与升允不和。1905年，曾与杨增新同在甘肃为官的王树楠担任新疆布政使之职，他向新疆巡抚联魁推荐杨增新。1907年，联魁奏调杨增新，以道员留新，后补任陆军学堂总办，督练公所参议官。时值清廷明诏各省大吏保荐人才，联魁便举荐杨增新应诏。这时的杨增新已经补阿克苏兵备道缺，尚未赴任。1911年，袁大化任新疆巡抚，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