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方东美哲学的学术路向-哲学略论方东美哲学的学术路向郭继民【摘要】方东美的中国哲学研究极富特色，学术路向尤为独特。他一反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做法，采取“形上学”的研究思路，通过对三种形上学即超绝型态、超越型态及内在超越型态的分析，敏锐地抓住了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之特质，并围绕中国哲学的“四大主潮”之精义，最终建构了“有机生命哲学本体论”这一富有深蕴的哲学体系，为中国哲学现代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关键词方东美；学术路向；特质；哲学构架中图分类号：Ｂ２６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２３－０６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方东美哲学研究”（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８４）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郭继民，山东郓城人，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４３０）海军陆战学院副教授。一个成熟的哲学家，莫不有自己的学术路向。学术路向，概略而言，乃为学术方法、学术视野及思想体系之综合体现。作为“东方诗哲”的方东美先生，其治学无疑有自己的鲜明特点：灵动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丰厚广博的知识积累，皆为方氏所独有。就其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核心而言，最明显的特点在于“形而上”的“生命哲学”之学术路向。形上学的研究取向谈及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方氏曾夫子自道，言其采取的是“形而上”的途径。在《原始儒家道家哲学》中，方先生曾专门探讨了学术研究的大致途径。他认为，就当代人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无外乎三种，即科学逻辑路向、宗教的路向和“形而上”的路向。逻辑的路向是西方的主要特色，即其“哲学的发展是依循逻辑科学方法所指点的路径，再去认识主观世界或客观世界，重点在知识论上面”①。不过，倘若以此认识、研究中国哲学，那么只能了解到战国时代刑名家（公孙龙、惠施）或墨家而已。当时胡适受西方实用主义影响，曾对中国的“知识论”进行相关探索，开启了墨家、名家之研究，固然有功于学术传承，然而这种研究仅局限于先秦，对于其前（如“六艺”）、其时（即原始道家、原始儒家等）、其后（如经学、玄学等）的更为丰富的哲学则难以囊括其中。除了“科学的逻辑”方式不能囊括、表征中国哲学的特质（即难以与中国古典哲学缺乏契合性）外，还在于所谓“科学的哲学”之研究方式，极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危险，即这种科学化的哲学“深具排他性，只能处理一些干枯与抽象的事体，反把人生种种活泼机趣都剥落殆尽，这也是同样的危险”②。尤其在经历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价值漂白”（价值中立）后，方东美对科学的哲学更是采取一种拒斥的心态。宗教的途径亦不适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原因有二。一则，方东美认为宗教信仰过多地摄入感情色彩，过于情绪化，有可能最终导致人的虚无。走宗教的路向，很容易因为所谓崇高的信仰而“贬抑现世人类的价值”，使得“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便对峙而立，不能融通。前者不论它是大化流行的领域，或历史变迁的场合，或尽性力行的园地，如果没有神的恩典降临，便根本是有罪的”③。在这个意义上，方东美认为，如果哲学只有宗教途径，“我们直可说，哲学，你的架构是脆弱的，哲学，你的本质是虚无主义”④。二则，即便西方哲学可以采取宗教的途径，譬如西方中世纪所采取的宗教方法并不算错，但它并不适合中国哲学的研究。因为中国是早熟的文化，而且中国的文明正如同面对东方升起的光明灿烂的太阳，驱散宇宙间的一切云雾，成为光天化日的世界。这在其他文化中须长时间的演变才能达到的，如埃及、希腊、印度等。“在中国思想史上最缺乏的是哲学的前奏，或是神话系统。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神话，而是说象《山海经》、《楚辞》这些神话系统都是出现于春秋战国以后，不是哲学、艺术的前奏，所以中国相当缺乏神秘经验，也就很难采取宗教的途径。”①当然，宗教的途径固然难以作为哲学的途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谈宗教，这个命题同样适宜用于科学与逻辑。在中国，宗教的本质就是伦理。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在于佛教经过了“哲学化”的洗礼。“佛教如果不哲学化的话，早就亡了，象波斯教、袄教、景教在中国早已成为史迹便是明证。由此更可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