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清洗“延安派”揭秘——1956年“八月危机”与中朝关系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和朝鲜大量官方宣传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中朝两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将世代留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先生长期致力于从国外解密档案重新挖掘梳理历史。最近，他利用已经解密的前苏联、匈牙利、东德、阿尔巴尼亚和中国档案文献，以及相关的口述史料和研究成果，完成了“中朝关系历史真相”的课题研究，对上世纪50-60年代中朝关系有一套不同于传统说法的系统总结。本刊得到沈志华先生授权，从他的研究论文中，摘取历史上中朝关系的几个关键节点，分期刊出以飧读者。我们刊载沈先生的文章，是为了丰富和增益读者视野，并不意味着认定他的研究准确无误。朝鲜停战以后，朝鲜面临的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严峻局面丝毫不亚于战争本身。由于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冲突，朝鲜对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信任和感激。因此，在战后经济重建要向中国伸手求援时，朝鲜人多少有些尴尬。然而，让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深知中国在战争期间得罪了朝鲜，为了恢复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在朝鲜重建时期的最初几年，中国做出的援助承诺，在金额合计上竟然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朝鲜经济重建的三年计划取得了重大成功，1955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约等于战前五年工业总投资的三倍，当年国营和合作社工业的总产值超过战前1949年水平的56%。在此情况下，金日成提出了“主体思想”，树立个人权威，严厉指责莫斯科派的许嘉谊(许哥而)、朴昌玉、朴永彬和延安派的朴一禹。“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苏联的方法，从中国回来的人则主张学中国的方法。这种争吵是毫无意义的。”他说，“我们正在进行朝鲜的革命，而不是别的国家的革命。朝鲜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必须使一切思想工作服从朝鲜革命的利益。”金日成由此开始的一系列清除异己的行动，导致中朝关系急剧恶化。金日成清除异己朝鲜劳动党是在战前不久才由4个主要派别联合组成的，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占据了主导地位;延安派成员则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莫斯科派(来自苏联的朝鲜族人)和南方派(或国内派)虽势力较小，但也有个别领袖人物在党内很有影响。还在战争期间，那些对金日成的地位和威信构成威胁的各派领导干部就开始遭到清洗。矛头首先指向掌握着军事实权的延安派干部。1950年12月，武亭因平壤失守被罢免，不久朴一禹、方虎山也相继被贬和被捕。随后轮到莫斯科派干部。1951年11月，莫斯科派中最突出的人物许哥而因与金日成意见不合，被开除党籍，虽在苏联的干预下保留了副首相的职务，但最终还是被迫于1953年初自杀。1953年8月，以李承烨为首的一大批南方派干部受到法庭审判，罪名是美国间谍、破坏南方革命力量和企图颠覆共和国。此案的矛头实际上是针对早在半年前就被捕的南方派首脑人物朴宪永的，两年后，最高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朴宪永死刑。经过一连串的内部争斗，朝鲜党内各派终于都归附金日成麾下，朝鲜停战后不久形成的新领导班子，不仅增加了游击队派的金一，还有延安派的金奉、金昌满，莫斯科派的朴昌玉、朴永彬，甚至南方派的朴正爱。然而，分歧和矛盾只是在高压下暂时消失，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苏联外交部观察到，朝鲜停战后，中朝关系有“不正常现象”。如“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12个战绩展厅中只留给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在其余的所有展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无关;“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国待过的领导工作者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等。而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大使后，直到1955年1月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苏方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但他们对朝鲜人表现得很克制。”这一切，显然都与金日成开展党内斗争，清除朝鲜劳动党内的亲中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