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为中国的未来做好准备——阵痛期的战略转变2009-10-0914:23所有人都生活在习惯之中，但在历史的剧烈转型时期，习惯却往往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人养成的一个最大的习惯，就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无论是民众还是精英，都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能力视为理所当然。就连那些一直持有审慎怀疑态度的观察家们，也在21世纪之后，彻底接受了中国经济作为一架“永动机”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经济的这种习惯印象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动摇，反而因为中国经济在最近一年中的强劲表现，而变得更加牢固。显然，这种乐观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习惯。不过，最大的危险并不来自这里，而是来自政府的另外一种习惯性思维。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尤其1990年代之后的20年中，中国政府一直将其战略与策略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作为一个失去了所有其他意识形态资源的政府来说，这种思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也是非常值得同情的。很容易看到，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有经济高速增长，政府才有足够的税收兴建各种基础设施，也只有经济高速增长，民众才能不断提高其生活水平。按照中国政府的逻辑看来，所有这一切增量所带来的满足感都将转化为政府的合法性。十分幸运的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借助市场活力的释放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动，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而以这种高速增长作为基础的战略也一再被证明是成功的。这种非凡的成功一再强化了中国政府将经济高速增长作为一种前提条件的执政习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对于这种战略，无论是政府内部还是中国民间都出现了强大的反思声浪，但遗憾的是，危机的到来不仅没有深化这种反思，反而使中国政府的执政战略按照原有的惯性走到了更加极端的地步。换句话说，我们不仅没有摆脱对高速经济增长的成瘾性依赖，反而更加加深了对这种“兴奋剂”的依赖。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在推动经济增长。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又一次获得了热烈的喝彩。几乎所有人都确信，危机已经渐行渐远，我们很快就会重回危机之前那个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但事实可能是：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回到那个时代了。更加审慎的说法则是：中国重新回到金融危机之前的高速增长时期将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化。市场的急速扩展不仅激发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创业热情，大幅提高了中国人的福利水平，也在宏观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毫无疑问，在未来，市场活动将仍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随着产能的严重过剩以及市场可拓展空间的日益缩小，市场化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边---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际作用将逐渐减小。如果考虑到在教育、医疗以及其他公共品的过度市场化特征，中国可拓展的市场化空间甚至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小。这可能与普遍流行的想象恰好相反。虽然我们无法完全定量确定市场化在未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无论如何，市场化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显著减弱。隐藏在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我称之为的所谓“低权利因素”。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政府凭借其独特的政治体制禀赋，以及由此而获得政治比较优势，将公民权利压缩到了极限水平。通过这种压缩，中国各级政府将经济增长中的交易成本降到了最低。这包括压低弱势阶层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几乎完全无视环境破坏，对农民土地的掠取，对城市居民原有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的剥夺等等。凡此种种，虽然诱发了中国在短时间内的持续高速成长，但也造成了高昂的社会成本，以及对未来经济发展潜力的严重透支。比如，严重的分配不公，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对立；灾难性的环境恶化。很显然，随着中国社会对这种经济发展的不道德方式日益高涨的不满，中国经济这个秘密武器的效能将大大降低。检视中国的经济奇迹，在冷战结束之后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也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手。在过往的20年中，以市场的全球性扩张为主要方式的全球化运动，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