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教育学的学术自觉与话语体系建构三、警惕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潜在风险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紧迫、宏大又极其艰难的课题。其艰难性，不仅存在于知与行、理念和实践之间的距离和落差；更重要的是，这一课题之所以久攻不下，与其背后纠缠着“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一般性与个别性等诸多内在的矛盾冲突有关。因此，中国教育学的话语创新和话语体系建构，理应是一个由自觉意识引领的、审慎的渐进性学术探究和积淀。在这个过程中，至少需要警惕三重风险。（一）警惕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中“本土意识”的绝对化“中国话语”之所以在今天变成一个极其迫切的议题，除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之外，一个重要的促发因素，是现代化与全球化双维交织中复杂的中国变革实践，迫切需要某种真正贴切的话语和理论来表达、引领并得到内外认同。近40年中国社会的转型性变革，将各种带有历时性的因素急剧地挤压和簇积于一处，造成一种极为奇特的“历时态的共时化效应”[23]。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性变革，既不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诸多理论和方案的实验品，也不是与西方完全绝缘的自成一体的封闭探索。在社会现实意义上，中国的发展变革无疑成功融入并“享受”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福利；但在话语创新和传播的意义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各具体学科，在全球学术话语创新中却常常成为“失语者”，更遑论成为制定学术标准和规则的有力参与者。因此，在学科话语创新的意义上强化“中国意识”、“本土意识”，既体现着实践创新对话语的内在需求，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为中国崛起在学术上的回响。但是，这种本土意识的凸显，既不是简单地在时间轴上向传统回流，更不能在空间维度上将自我孤立于全球文化、学术交流之外。因此，中国学术话语创新需---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要警惕的第一个潜在危险，是将本土意识“古典化”甚至“东方化”[24]。这应该成为中国教育学话语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方法论告诫。中国教育学的现代转型，是与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彼此交融的。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的培育以及分别在两个维度上的生长，尽管蕴含着诸多问题，但整体上促进了中国教育与教育学的现代转型和规范化建设。因此，当代中国教育学的话语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既不可能是对中国过往教育史和教育学术史的全面复归，也不可能是对西方教育学话语的整体“断舍离”。在话语创新议题上将本土意识绝对化，过度放大中国教育学与西方教育学的差异性、独特性和不可通约性，表面看起来是一种文化觉醒，在方法论上则未见有效突破和改进。如果学术共同体陷入要么全面追随西方，要么与西方话语对着干的钟摆困局，则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努力，可能陷入将自我隔离于现代化、全球化话语之外的境地。（二）警惕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去学科化”学术话语体系建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是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一个普遍性、公共性课题。因此，对这一课题的元分析，未尝不可以置于超越具体学科的一般性逻辑上；但是，对这一问题的实体性改进，却不能不将一般性逻辑问题，转化到具体学科层面上来运思和行动。不在这一转化程序上下功夫，就有可能使严肃的学术讨论游离于学科逻辑之外，造成事实上的“去学科化”。之所以要警惕这一潜在风险，是因为在中国教育学发展史上，曾经有过类似的案例。20世纪50年代，在与苏联中断了深度学术交往之后，中国教育学陷入了一种表面狂热、实质上极为虚弱的发展困境。为了表明我们在受到遏制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生产出属于自己的教育学，我们几乎是刻意地与一切域外教育学话语、理论划清界限。结果，在学术传统遭到抵制和破坏、国外教育学理论资源受到普遍拒斥的情况下，我们几乎丧失了教育学话语表达的能力。那个时段被标签化为“中国化”的“教育学”，几乎成为教育政策汇编和本国零散的教育经验的绝对化表达。结果是，所谓的教育学，越来越失去其学术质量和学科品性。如同我国学者陈桂生指出的，这种不成熟的学术进路，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