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京赋》到《归田赋》———论张衡赋作文体与题材的转换冯晓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摘要:散体大赋《二京赋》与抒情小赋《归田赋》是张衡赋作中的代表作品。从大赋到小赋,从写都市到写田园,张衡完成了汉代赋作从文体到题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换。通过研究这两个转换,可以发现汉帝国由盛到衰的过程中赋家心态和儒家精神所发生的变化。关键词:张衡;二京赋;归田赋;转换中图分类号:I2071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77X(2006)01-0005-04张衡是汉赋四大家之一,其赋作中最受人称道者是《二京赋》与《归田赋》。《二京赋》创作于他初入仕途时,洋洋7千余字,极写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之繁盛,其结构之宏伟,气势之磅礴,都创“长篇之极轨”,为两汉散体大赋压轴之作;《归田赋》只有短短200余字,写于其晚年准备辞官归隐时,以田园隐居生活为题材,短小隽永,朴素自然,为东汉抒情小赋开风气之作。从大赋到小赋,从都市到田园,这是张衡赋作的两个转换,也是两汉赋作文体与题材的两个转换。这些转换发生在这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正直守节的士大夫身上很有典型意义。联系两汉社会实际与张衡一生经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时代风云对文学作品风格、题材以及文学家人生态度和创作心态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一、从大赋到小赋———赋家心态的变化汉代散体大赋的兴起应以枚乘的《七发》为标志。枚乘生活在文、景时代。这两位贤明君主由于执行了汉高祖制定的“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国力逐渐增强。富足的生活条件使皇戚贵胄们不免骄奢淫逸。枚乘先后作过吴王刘濞和梁效王的门客,对诸侯王的生活颇有了解,因此作《七发》以劝谏“贵人之子”。《七发》采用了战国游士说辞中常用的主宾问答形式,上承《楚辞》华丽浪漫的风格,极力铺叙和描写音乐、饮食、车马、游宴、田猎、观涛等六件事的乐趣,以启发诱导楚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放弃安逸懒惰、腐化享乐的生活,接受圣人的“要言妙道”。这种气魄宏大、热情洋溢的大赋受到时人的欢迎,仿作者颇多,很快便占据文坛主流。汉武帝时代,大赋创作达到鼎盛。武帝喜好辞赋,身边搜罗了一批辞赋家,司马相如便是其中顶尖人物。司马相如喜用奇词僻句,夸张铺叙的本领也胜过枚乘一筹。他的代表作《子虚上林赋》大肆铺张汉天子上林苑的繁华、富丽、周全的情况和天子游猎的壮阔气势,显示了汉家天子的无比声威和气魄。此赋受到武帝的极力赞赏,从而确定了司马相如汉赋大家的地位。后世赋家刻意模仿《子虚上林赋》,“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极尽铺叙夸张之能事。西汉末的扬雄,东汉班固、张衡等几位大家也基本上沿着这条路子走。扬雄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大赋皆“放依”司马相如而堪与之比美。[1](P148)《甘泉赋》写甘泉宫的建筑,运用白描、比喻和夸张手法,由大入细,步步深入,多层次的描绘与铺陈,风格深沉瑰奇。《河东赋》写汉成帝横渡黄河祭祀后土,《羽猎赋》、《长杨赋》写盛大的田猎,其中都有大量铺陈。班固的《两都赋》对汉代长安、洛阳两个都城的布局气势也有不少夸张的比喻。张衡为创作《二京赋》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力,“精思傅会,十年乃成”。他在赋作中细致入微地描写刻画两京的风土人情及物产,铺陈排比,纵横议论,文势波澜壮阔,其篇幅之长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显示出极高的创作热情。从枚乘《七发》到张衡《二京赋》,其间250余年正是西汉文景之治到东汉章帝、和帝时期,汉帝国正处于繁荣兴盛时期。散体大赋在此时成为文学主流和正宗并非巧合。大赋中着力渲染的正是这个强大帝国的赫赫声威。虽然大赋中描写的京都大邑的繁华、宫观楼台的雄壮、园林的广大、物产的丰饶有不少夸饰成分,但也可以折射出汉代社会文化的昌盛、国力的强大,让人感受到这个强大帝国在上升时期所具有的气象和面貌。其中蕴涵的恢弘的气势、奔涌的热情是以汉帝国强盛的国力为后盾的。只有那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才能使赋家产生“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气度。在散体大赋称霸文坛的同时,小赋的创作也不绝如缕。小赋与大赋皆源于《楚辞》。大赋主要继承了楚辞浪漫瑰丽的“辞”的一面,而将其抒情言志的传统留与小赋。现存两汉最早的抒情小赋以贾谊的《吊屈原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