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禅诗”流派的兴起作者：王贤芝佛教文化对中国诗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诗禅相涉了。禅宗思想兴起以后，无论是在实际创造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做诗与参禅，两个本不相关的事情却发生了极密切的联系。而两者的连结点就在于“悟”或“妙悟”，这是很多诗人、学者共同的意见。历史上谈及作诗之悟与禅之悟的诗人、论者大有人在。从严羽的《沧浪诗话》中的“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到“禅则一悟之后，万法皆空，棒喝怒喝，无非至理。诗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然禅必深造而后能悟，诗虽悟后仍需深造。”，以禅喻诗成为中国诗学理论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借助工具。禅师们则往往以诗来点明禅理，或接引学人，或斗机锋，或自度心曲。禅之理趣、参悟过程与诗之品评、创作过程就在禅宗与居士佛教流行，好习禅谈佛之风在士大夫阶层中流行的历史情境下相融相涉，紧密关联在一起。作诗之悟有诗境方面的，也有方法层面的，总体来说，“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中国诗歌因发达的抒情传统和老庄思想的影响，它在创作上特别注重心灵的感悟，追求天人合一、情志与外境的融合，个体的灵感与独创性则是其保持艺术特色的重要途径。诗禅相通，很大程度上于二者在思维方式上的深刻契合。佛家之谓“悟”，是自心对绝对真实的神秘体认。梵文和巴利文中的buddha，意即“已经觉悟了的人”，汉译“佛陀”。经上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睹明星而悟道，遍察了知宇宙人生的真理，包括“缘起性空”、“十二因缘”、“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盘寂静”等基本教义。而这一切都是在深层次禅定的基础上发生的。禅定是佛教各宗派最基本的修行方式，由禅定而引发智慧，定慧结合，从而达到最终觉悟者的目的。由大乘佛教注重修证之“禅悟”发展到中国南宗禅则更注重“不立文字”“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的“顿悟”在这里，因为自性清净，我心即佛，所以任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天堂地狱等等无非都是我心幻化，似有非真。而要达到自心觉悟，梵我合一的境界，则需要用“以心传心”的直观认识去体悟。按照铃木大拙的说法，悟可以解释为对事物本性的一种直觉的观照，一种内在的知觉，它发生在我们意识的最深处，不凭借外在东西而求得的直接体验，而且它超越事物的二元对待性去接受事物，没有道德价值的判断。这种高度智理化的直觉体验，在某些角度和程度上与艺术活动中的心理状态、直觉表现、灵感状态、形象思维、审美判断等皆有相通之处。中国禅宗的理念大大影响到中国诗歌的创作方法、品评方式，其独特的审美活动也形成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诗与禅在价值取向、情感特征、思维方式和语言表现等各方面有着一定的联系，其生命哲学的核心又延伸于美术、音乐、山水园林等领域，甚至是我们的意识深处。从“禅”到“禅意”，诗人不断从禅文化里吸取养分，激发创造灵感。古代除诗僧外，因写作了大量禅诗或于此而有传世之作的诗人并不在少数，如谢灵运、陶渊明、白居易、王维、孟浩然、苏轼、唐寅等等。现代诗歌发生初期，虽然“横的移植”的声音大于“纵的继承”的声音，但因个人趣味或其它原因而从传统文化中继承禅之美学意味的作家依然不绝如缕。从沈伊默、宗白华到林徽因、废名、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作，再到九叶诗人中部分诗歌都有生命内省与虚澹、静观下的禅意。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大陆的这类诗歌处于沉寂状态。而这一时期，在台湾有以周梦蝶、后期洛夫和杨平为代表的禅诗出现。因“人间佛教”思想在台湾的极大推广，反映在文学上如禅理散文等也一度出现极大的繁荣。中国禅通过对周边地区和国家的辐射，不断向外输布，特别是通过日本禅学者的大力推介，逐渐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也造成了较大影响。如垮掉派诗人就从中找到共鸣点，形成了显著于同时代人的诗歌特色。至于掀起的灵性禅修、心理治疗与禅修等热潮也是方兴未艾。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时代变迁而造成的精神动荡以及诗人审美心理结构的变革，在朦胧诗及其后来的当代现代主义诗人中亦有不少向佛禅一路探索者。当然其中也有无意为禅而深具禅意的作品面世。从“即心是佛，无心是道”的参究，亲证佛陀的正觉，到如今遍地开花的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