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孔改制康有为重建近代中国教育的努力宋荣欣[Reference]晚清民初之际，教育既有的稳定状态被打破，“什么教育是更有价值的教育”成为亟待有识之士回答的重要问题。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学者和教育家，康有为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其重建近代中国教育的努力大致体现为齐头并进的两条路径：一是从义理或德行着手，推崇孔教，阐发仁道合群之义，以正人心、定国魂，属于社会教化层面：二是从制度或经世着手，持《春秋》三世之义，定孔子因时改制之圣，并借鉴欧美、日本的教育制度，以育人才、求富强，属于人才培养层面。[Keys]康有为；托孔改制；重建；近代；中国教育[作者简介]宋荣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主任，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100029）清代教育承袭明制，以八股取士为核心的养士教育是其主要特征。在这种教育形态中，统治者以程朱理学作为意识形态，并在三年大典的科举程式中，成功地实现了对士人阶层的社会控制和思想束缚。士人阶层，一方面获得了——尽管是很狭小的——自我上升的空间，一方面在统治者默许的汉学天地里，找到了“施展”才智的宏大舞台。而广大的民众阶层，在贫乏的物质生产和沉重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徭役状态下，多是凄凄于生存之忙碌，做世代之良民，祈圣主之降临。于是，在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下，19世纪中期以前的清代教育便基本呈现出一种和谐的稳定状态。然而，随着鸦片战争而来的外患日蹙，以及太平天国运动而来的内忧日剧，既存的文化教育，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显得颇为乏力。如果说反思既存教育为新教育的重建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可能，那么，“什么教育是更有价值的教育”这一问题，无疑亟待康有为等有识之士做出积极的回应。康有为在对人类教育的本源做了一番可以称为“人类学”意义上的考察后，指出教育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保障，而这一“保障”的两大内容，则是伦理道德和生产技术。两大内容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之间的关系，康氏从精一粗、先一后的比较模式中，指出伦理道德为“人道”的精义部分，出现于后；生产技术则为粗浅部分，产生于先。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康氏确立了理想教育的基本构架，认为“后圣所谓教，教此也；所谓学，学此也”。…其目的则在于通过培养实用人才和美化风俗，以实现其圣贤救世之愿。然而，要参与特定时代的教育重建，自然首先须融入当时的文化氛围之中。在晚清以来的教育文化中，无论守旧之徒，还是变法之士，其言说行事，无不考诸三代，假借圣贤，其中，尤以托诸孔子为最。因此，尽管康氏素以对抗“时俗”著称，却也逃不出这种“文化的先天限定”。而从康氏的言论中，我们也能够发现，孔子可以说是他唯一无条件信服的“圣人”，而他对于近代教育的重建，可以说正是基于对孔子学说的独特发挥。在康氏的教育重建中，大致是沿着两条路径齐头并进的。一是从义理或德行着手，推崇孔教，阐发仁道合群之义，以正人心、定国魂，属于社会教化层面；二是从制度或经世着手，持《春秋》三世之义，定孔子因时改制之圣，并借鉴欧美、日本的教育制度，以育人才、求富强，属于人才培养层面。一、社会教化层面的努力---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儒家历来重视道德教化，并以之作为治国之重要手段的传统，如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论语·为政》）因此，作为儒家士人的康有为，面对内忧外患、生民涂炭，自然不会忘记从社会教化人手，重振儒家的意识形态。在康氏看来，孔子之教对于维系世道人心，激励忠义，有着明显的功效，然而，到了晚清之际，以文庙为主要平台的孔教，却在教义的宣传与仪式的践行上，远远落后于既存之佛教及各类杂神信仰，更不要说夹炮舰之威而来的基督教了。他说：“吾举国皆在孔子教中，何待设教会？然圣像之毁，可为寒心，非合众聚讲，不能得力。……我中国名虽尊圣，然尊而不亲；天下淫祀，皆杂他鬼神。士庶自成童，离其乡塾，口不复诵孔子之经，身不得拜孔子之像。……教官教士而不及民，文庙在城而不在乡，有一庙而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