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天命—神学史观主导下的古代史学上古中古时期由于人们的物质生产能力极其微弱，经济交换和社会交往活动的范围也因此极其狭小。由此也就决定人们只能在狭小的共同体中求得生存。那些狭小的共同体，或者是家长制的家庭和村社，或者是奴隶主的田庄或矿场，或者是较大一些的城邦，或者是封建主的庄园，或者是城市行会、城市公社。人们只有在那些狭小共同体的保护之下才能生存。也正因为此，在那些狭小共同体内履行某些公共的防御职能或经济社会职能的首领，无论是个人还是行使首领职能的一个集团或群体，必然居于支配地位，而普通人，特别是最底层的劳动者，由于自身力量和与之相应的自身独立性极其微弱，不得不接受那些个人或群体首领的保护，因而也就不得不同时接受他们的统治和压迫，并与那些首领们结成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那些狭小共同体的首领们往往又不得不依附于在更大一些范围内履行公共职能的更高一层首领，同样也与他们结成程度不等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以“人的依赖关系”或”直接的统治和服从关系”为特征的社会形态，他把这类社会形态总称为人类历史的“第一大形态”或“第一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104页；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第1卷第94-96页；第3卷第890页。）。在这种社会形态下生活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们，处处受到人身依附关系的约束，诸如家长制、贡纳制、奴隶制、农奴制、城市公社制、行会制等等，都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之上；那些依附关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必须接受的强制力量。他们不可能理解那种依附关系和强制力量是怎样造成的，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必须生来就得无条件地接受那些首领们的强制。由于个人生产力普遍微弱，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交换和社会交往活动范围极其狭小，他们普遍感到除了接受那种依附地位以外很难有别的选择。在这样一种社会生活实践感受下，当他们多少朦胧地思考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历史命运的问题时，就往往把他们的命运归结为超人的、超社会的神灵的力量支配的结果。再加上他们对风雷雨电、寒暑旱涝、猛兽毒虫以及地震火山等等自然力量的威胁也极为缺乏认识和抵御的能力，这就更加使他们时时感到超人的、超社会的、超自然的神灵力量无时无刻不在支配着他们的命运。这种社会生活实践的切身感受促使他们普遍地形成了一种把天命或其他种种神灵意志视为决定自已幸运或不幸的各种经历和自己的整个命运的共同的终极原因。他们普遍持有这样一种朦胧的社会历史观。另一方面，那种社会形态下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对广大被统治阶级的直接的人身支配权力，也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内部各个等级或阶层之间的依附和从属关系，竭力把那种普遍存在的朦胧的社会历史观升华成为系统的意识形态体系，而且竭力向广大被统治阶级进行强制性灌输，从而使那种意识形态体系成为在整个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体系。那些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运用那种社会历史观来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考察时，就形成了把天命或神灵意志视为决定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兴废存亡的终极原因和共通之理的历史观念。上古中古时期的中国和西方，都是这种历史观念占主导地位。在中国，这种历史观念比较系统的表现形态大约出现在“周承殷命”之后。西周统治者为了向广大被征服、被统治的阶层和阶级证明自已取代殷王朝统治的正当性，也为了总结夏、商王朝兴废存亡的经验教训，试图探寻夏、商以来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是非善恶和兴废成败原因。周公等人认为，夏、商王朝之所以兴，是由于“服天命”、“受天命”；而之所以能够“服天命”、“受天命”，是因为他们能够“敬德”；“敬德”的主要表现则是“保民”。夏、商之所以由兴到亡，则是因为“不敬厥德，乃早坠阙命”。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公等人一方面肯定是否获受天命是决定王朝兴废的终极原因或共通之理，一方面又强调统治者“敬德”、“保民”是获得和保持天命的条件。这里几乎把是否“敬德”、“保民”置于与是否获受“天命”置于同等地位，这对后世一些儒家思想家重民本、重人事的思想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