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9.06.011从健全职业到服务抗战：抗战语境下新闻记者自我教育的转向——以上海"记者座谈”为中心胡凤摘要:抗战时期，新闻记者的自我教育存在明显的从学术化、职业化向政治化的转向，以“记者座谈”为代表的上海新闻记者群体的转向颇具典型性。作为一个活动于局部抗战阶段的新闻团体，“记者座谈”成立初期以健全职业为宗旨，推动现役新闻记者的学术活动和自我教育，后期则逐步转变为以探讨战时新闻记者的舆论动员功能、战时新闻教育应有的模式为中心议题，显现出鲜明的政治导向。转变中的“记者座谈”在中国共产党引导下，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舆论风标，呼吁成立新闻界战时联盟。以“记者座谈”以及与它相关的文本为研究中心，可以窥知中国新闻记者的自我教育在战时由学术化向政治化转变的轨迹及模式。关键词：“记者座谈”；新闻记者;自我教育；抗日战争中图分类号:K2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19(2019)06-0097-07基金项目：笫65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9M652217)；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资助项目作者简介：胡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安徽合肥23003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闻记者群体寻求自由、独立的职业认同和职业资格是中国新闻界的一股重要思潮①。与之伴随的是一系列旨在推动职业化的组织机制,诸如新闻团体、新闻教育、新闻学术活动等渐趋兴盛。职业化思潮的一个基本主张是新闻职业“非政治”“非党派”，而以“应社会之需”为追求。这也可以说是“五四”后新青年重视“社会改造”，并多少带有“非国家”思想倾向在新闻界的反映②。然而，这股职业化思潮盛行的时代也是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面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日益加快的侵华步伐，有良知的新闻记者是继续沿着职业化进路前行，还是对民族危机作出新闻人应有的回应,甚至调整自我的职业定位？此类问题是处在职业化前沿的上海青年记者们思虑的重心,显然也是他们自我教育、自我拷问的议题。上海“记者座谈”是“现役职业记者们相互探讨新闻学术和工作上实践问题的一个集团”③。它以同人聚会、切磋讨论的方式聚合成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团体组织。该团体成立之初衷在于健全职业、讨论学术，却在战争阴影下逐渐转向以抗日救亡为自我教育的中心议题。其中的转折和曲折,反映了1930年代青年记者在救亡与启蒙之间的纠结和选择，以及这种选择背后的政党因素，值得深入探究。关于“记者座谈”的相关研究并不鲜见,或将其置于左翼记者群体中考察④，或关注组织职业化的方向和程度的转变⑤,或重点关注其在民族危亡之际的立场和作为⑥。已有研究多未能从新闻记者自我教育的角度审视“记者座谈”的组织功能及在1935年华北事变前后的变化，也甚少论及“记者座谈”与中①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57~286页。②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7~57页。③陆诒：《“新闻学讲座”的开始》，《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5年10月3日，第3版。④蒋含平、梁骏：《转身之问：职业期许与救亡图存——1930年代的左翼记者群体考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⑤胡凤:《“记者座谈”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闻职业化》，《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⑥徐基中：《国难当头的责任担当与自由守望——以〈记者座谈〉为中心》，《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期。共领导的新闻组织的关系，以及其核心人物多系中共党员，忽视组织发展中重要的政党引导的因素。实际上，在抗战阶段，利用新闻教育培养新闻宣传干部和战地新闻记者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重要内容①。“记者座谈”对自我教育的探索和讨论应当成为“记者座谈”研究的重要视角，本篇即着力于此。一、学术与职业导向：“座谈”式自我教育的诞生“记者座谈”成立于1934年春夏之间，核心人物为悻逸群、袁殊、陆诒、刘祖澄、杨半农等上海在职新闻从业者。它以介绍新闻理论、新闻采写印刷技巧、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