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告行业法律信用的提升摘要：法律信用是通过立法、司法和执法等逻辑层面的活动而建立起来的，能够得到社会公众认同和信赖的能力。广告行业的法律信用是践行广告法治的重要基础。我国广告市场秩序经过多年治理，相比过去已有较大程度的改观，但法律信用缺失的问题仍旧相对突出，制约了我国广告法治建设的步伐。广告行业法律信用的提升是一个需要从广告立法、广告执法和广告司法三方面深入梳理并付出相应努力的系统工程。关键词：广告；广告法；法律信用中图分类号：D912.29党的十八大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到新高度，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全民守法”的新时期。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地来讲，广告行业已经脱离过去失序的状态，逐渐步入正轨，但就目前的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人大代表的提案来看，违法广告的治理仍没有达到令公众满意的程度，尤其是保健品虚假宣传以及网络虚假广告方面，广告信用缺失的现象较为普遍。广告治理，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需要从法律信用的基础层面进行深度剖析。法律信用是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等逻辑层面的基本活动而建立起来的，能够得到社会公众认同和信赖的能力。从根源上来说，广告行业法律信用的缺失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广告立法规制的短板、广告执法实效的软弱、广告司法保护的不足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广告行业法律信用的危机。一、法律信用与广告立法科学立法是法律信用良性运作的基本前提和基础。法律规范是法律的具体表现形式。立法是否科学，首先要从法律规范的合理性角度评判。法律规范是否具有合理性，从逻辑结构的视角，应从前提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法律信用与法律规范之前提条件和行为模式的合理设定法律规范的前提条件和行为模式环节如果存在疏漏，法律只能调整当前法律规范的前提条件和行为模式所指向的违法行为，其他侵害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由于不在调控范围内而容易逍遥法外。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广告立法没有针对名人代言商品或服务的行为作出规制，因此近些年来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的风波四起。从葛优代言亿霖集团认购林地，到唐国强、解晓东代言北京新兴医院，到侯耀华代言保健品、药品和医疗器械，再到郭德纲代言“藏秘排油”，代言虚假广告者堂而皇之地逍遥法外，上当受骗的广告受众则叫苦不迭，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和诚信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直到2015年9月1日，新修订的《广告法》正式施行，该法首次正式引入“广告代言人”的这一法律概念，并对其明星代言从行为规范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界定，自此，名人代言进入更加规范的法治化的轨道。（二）法律信用与法律规范之法律后果的合理设定纵然法律规范中行为模式的规定详尽而完备，但如若法律后果的设定不合理，法的强制性也无从体现。在法律后果设定畸轻的背景下，作为经济人的违法者容易被诱发道德风险，从而成为法律风险投机主义者，他们的违法成本相比违法所得，不过是九牛一毛，选择违法比选择守法可以赚取更高的利润，这样，不但违法者会乐此不彼地选择违法，部分同行业的诚实守法者，在违法蔚然成风的大环境下，要么被恶性竞争淘汰，要么为生存自保，也选择以为违法对抗违法。综上，合理设定违法者的法律责任是科学立法的一个重要指标，只有从本质上加大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成本，使违法所得不足以支付违法成本，使其发现违法的代价高昂，才能矫正其投机心理，确保法律的权威。二、法律信用与广告执法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有法不依之弊祸远远大于无法可依。良法能否实现其当初设计的初衷，主要取决于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当下的法律法规有近八成的法律责任，都有赖于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效能才能达到预期的立法目的。严格执法对于法律执行的重要意义，就决定了其对法律信用的关键影响力。执法信用是立法信用的贯彻和延伸，是法律信用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我国法律信用问题的症结所在。行政权本身具有支配性和扩张性等特点，如同一柄“双刃剑”，即“权力具有内在矛盾性，它一方面同整个社会利益和共同利益相联系，另一方面与掌权者的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相联系”[1]。广告法治中的严格执法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