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人生》研读呉大輝理于13.9.23一、作家自述是的，避免人物的简单和主题的浅露，正是我在这部小说中尽力追求的，我自己也很难确切说出这部作品的全部意思来。我当时只是力求真实和本质地反映出作品所涉及的那部分生活内容。当然，我意识到，为了使当代社会发展中某些重要的动向在作品里得到充分的艺术表述，应该竭力从整体的各个方面去掌握生活，通过塑造人物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道德的和心理的矛盾交织成一个艺术的统一体，把具体性和规律性、持久的人性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个性和普遍的社会性都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应该向深度和广度追求。摘自阎纲、路遥：《关于中篇小说(人生)的通信》，《作品与争鸣》1983年第2期。一个作家应该看到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引起了农村整个生活的改变，这种改变，深刻表现在人们精神上、心理上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变化，而且旧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推动着体制的不断改革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的调整。总之，整个农村生活经历着一种新的改变和组合，应该从这些方面去着眼。从表面现象着眼，就容易写得肤浅、雷同。我自己原来也是这样，所以写的作品很表面。这样的作品，引不起读者对生活更深刻的思考。因此，我觉得作家应向生活的纵深开掘，不能被生活中表面的东西所迷惑。你刚才提到关于“交叉地带”的问题，就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一种新的矛盾状态。不仅仅是城乡之间，就是城市内部的各条战线之间农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人的精神世界里面，矛盾冲突的交叉也是错综复杂的。各种思想的矛盾冲突，还有年轻一代和老一代，旧的思想和新的思想之间矛盾的交叉也比较复杂。作家们应从广阔的范畴里去认识它，拨开生活的表面现象，深入到生活的更深的底层和内部，在比较广阔的范围内去考虑整个社会矛盾的交叉，不少青年作家的创作都是从这方面去考虑的，我的《人生》也是从这方面考虑的，但还做得很不够。摘自王愚、路遥：《谈获奖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星火》1983年第6期。所有的作家都在追求。所谓追求，就是不满足自己已有的东西，力图在生活和艺术中有新的发现。但关键的问题是追求什么。关于这一点，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理解。我不喜欢利用生活中的一些偶然的事件而制造故作惊人的东西。有些巨大的东西往往在日常细碎之中河流越是宽阔，表面上越是看不见波浪。你在生活中发现的新现象，新因素，新品质，这生活本身的发展和创造所带来的，并不是你自己创造的。因而这种新的发现才能够引起最广大读者的共鸣。你在艺术上的新发现和新创造也正是这种生活的一种自然的要求，而不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别出心裁。相反，刻意去追求一种时髦的、商业的、刺激性的，甚至举办一个生活的怪胎展览会，而标榜自己有新追求，历史将证明这种“前进”充其量不过是脸朝前面而两条腿实际上倒退着走罢了。摘自路遥：《答(延河)编辑部问》，《延河》1985年第3期。二、重要评价观点据说，作者试图表现“交叉地带”的生活，把城市和农村糅合在一张画布上。这是很有意义的设想，也能更好地表现我们时代广阔的生活内容和日益加快的节奏。提倡一种题材并不是只搞单纯的“行业”文学。人物活动的舞台必然是整个社会。也许，由于作者这种等距离的设计，使重点不够突出，暴露了作者生活的某些不足，至少使人感到描写城镇不如农村那样深切，下篇不如上篇写得深切。故事进展有斧凿痕迹。黄亚萍和张克南形象略嫌单薄，城镇人物有些脸谱化。摘自刘湛秋：〈在追求的道路上——读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文艺报》1982年第9期。曾经有同志认为，《人生》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不是高加林，而是刘巧珍。这引起了我深深的思索。不错，巧珍的形象是十分动人的。这个人物身上集聚了中国农村妇女的许多传统的美德，同时又充满着对于现代文明的向往，如果刘立本舍得花钱让他的女儿从小就上学的话，一定可以把这个聪慧的姑娘造就成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新一代，可惜现在她却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巧珍全身心地爱着加林，但却为．加林所抛弃，最后她违心地下嫁给一个也是大字不识的老实庄稼汉，酿成了终身的爱情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