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正祖君臣的“宋史”认识与《宋史筌》之修撰提要：《宋史筌》是朝鲜王朝根据元官修《宋史》而进行改修，由正祖亲撰和御定，众多阁臣、儒生等参与编校而成的一部“宋史”。正祖君臣基于而又超?于《宋史》文本的“宋史”认识，促成了《宋史筌》的撰作。该书修撰历时约20年，义例、内容多次调整，经若干版本，于1791年成书150卷。虽然《宋史筌》并未在朝鲜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作为唯一一部官修纪传体“宋史”，其在文化史和史学史等方面的意义是十分显著的。关键词：朝鲜王朝；《宋史》；《宋史筌》；正祖；华夷观DOI：10.16758/jki.1004-9371.2018.02.013朝鲜半岛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主要来自国王和儒林对中国典籍的购求和嗜读。朝鲜王朝（1392―1910年，下文简称“朝鲜”）的“每一国王大抵都是中国书卷不离手，而于一般兴亡成败之迹都能了然于胸中”。1中国的史书，在其中有着重要地位，其编修的体例、笔法、史观等，也对朝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官私还曾一度大量编修中国史书，尤其以宋、明史书为主。2这一现象，已得到了中韩学者的关注。如???（何泰勇）认为，18世纪中叶，朝鲜以“胡虏无百年之运”为名分的“中华恢复意识”被抛弃，“文化自存意识”得到强化，出现了“文化上的华夷观”，为宋、明重修或撰修史书，成为体现朝鲜“中华继承者”身份的一个重要象征。3孙卫国认为，朝鲜当时崇祀明皇的坛庙已然健全，在清朝“德化”政策的感化下，国王担心朝鲜人忘记明朝的恩情，而倡导编修明史。4概括来说，其背后都体现着朝鲜长期以来“小中华”意识的进一步膨胀。加之，朝鲜一直将朱熹《通鉴纲目》的“春秋笔法”奉为圭臬，其所编的中国史书，都是这种“小中华”意识与正统论下修史观念结合的产物。正祖（1776―1800年在位）是朝鲜后期好学有为的君主，酷爱读书，还喜编印书籍。他参与纂修或亲撰的书籍数量是朝鲜之最，也是唯一出版御制文集的朝鲜君王。他创设的奎章阁对朝鲜后期的文化发展贡献颇多。正祖时期官方修史成果之数量、种类都是历代之最，国王对官方修史活动的干预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朝鲜正祖朝官方编修的宋，明史书中，地位最为特殊的，莫过于《宋史筌》。《宋史筌》是以元修《宋史》为蓝本进行改修，由正祖亲撰和御定，众多阁臣、儒生等参与编校而成的一部“宋史”。一方面，该书是继《高丽史》之后，朝鲜官修的另一部纪传体史书；另一方面，该书又是朝鲜国王亲撰的纪传体中国史书，这在朝鲜史上仅此一例。《域外所见中国古史研究资料汇编?朝鲜汉籍篇》第9―12册即收录该书。1部分学者已认识到了该书的地位和价值，从不同视角，对其做了详略各异的介绍或研究。2这些成果多讨论了《宋史筌》的纂修背景、义例、体例特点，及其与《宋史》等史书的关系等相关问题。但综观学术史，仍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首先，多数文章对该书的卷数、成书时间、义例内容、是否刊印等细节问题上，尚存错漏，或相互抵牾之处；其次，尚缺乏史学史视角的研究，忽略对该书的撰修过程、义例演变的论述，对成书背景的探讨也有顾此失彼之处。拙文从史学史的研究视角，对该书的成书背景、编修过程、凡例变化、评价影响等进行系统性、宏观性的研究；并爬梳前人成果，对有关研究的细节疏误也尝试做出厘正。一、《宋史筌》的撰作动因与正祖君臣的“宋史”认识《宋史筌》是朝鲜后期官修的中国史书中极为特殊的一部。正祖君臣撰写纪传体“宋史”的动因，即深刻反映了他们的“宋史”认识。第一，正祖君臣不满于脱脱之《宋史》，对明朝的官私改撰也不以为然。《宋史》始撰于元朝末年的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约两年半后修成，凡496卷，其中《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约500万字。虽有宋朝史馆撰修的国史资料作为基础，因修史过于仓促，且卷帙浩繁，质量堪忧，这饱受后世訾议。正祖认为“史有四体，阙一不可”，包括“事”、“词”、“义”、“法”，而《宋史》“固未达此”。3他批评《宋史》“体裁则乖谬，叙录则?赵樱?在诸史最无可观”，甚至称：“有宋一代之史，虽谓之阙焉可也。”4徐命膺（1716―1781年）也认为“惟宋无史”，因《宋史》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