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张、杨二将，西安事变也会发生——抗战胜利70周年西安事变纪念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偶然的，站在大历史角度看是必然，历史是由无数的偶然组成的必然。前文提到中共改变自身左倾关门主义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内因，张学良、杨虎城是外因。自身的民族感情对于张学良是内因，中共是外因。蒋介石（右一）到西安督战，张学良、杨虎城与其合影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偶然与必然1930年军阀混战，张学良出兵帮助蒋取胜，稳固了蒋在中国的统治。在国民党中任海陆空副总司令，南下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受到蒋介石的举城欢迎，“狮子山炮台鸣炮十九响”，文武百官“一律身穿制服”，从天津到浦口的车站遍贴标语，盛赞其“拥护中央，大有功于党国”。这种盛况是南京政府成立以来没有的。9·18后被国人骂为“不抵抗将军”，山海关和热河失守后张学良代蒋受过，下野出洋。从意大利回国后虽和蒋一起剿共但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抗日，“经常和同屋的蒋鼎文谈到天亮，谈自己的罪恶，谈自己的苦闷，谈他渴望对日立即作战，谈着谈着就失声痛哭。”日本对张学良有杀父之仇，东北军的根基在东北，从东北撤出后军饷、开支一切都要仰仗蒋介石，寄人篱下的滋味不是那么好过的。1934年初，蒋介石为使东北军“剿共”，电召张回国。张回国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后，要求部属”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之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事与愿违，1935年9月到11月间，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兵力近三个师，第109师师长牛元峰、第110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驶洲等被击毙，数千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如此沉重的打击，在东北军历史上是罕见的。“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国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宣布撤销被歼灭的第109、第110师番号，并对张学良加以申斥，这对张学良的思想震动很大。和红军作战战死的东北军遗属流落在甘肃平凉一带，甚至有靠讨饭为生的。他向蒋介石要战死东北军官兵的抚恤金十万，蒋介石不给，对他的打击更大，感慨：“现在我的声望连十万元都不值了！”内心酸楚失望可知。1936年1月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时大受奚落，与1930年相比不免要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不久其派人到两广询问李宗仁、白崇禧对蒋的态度，李、白说：“与蒋合作的人没有不吃亏上当的……你越听他的话他越瞧不起你，我们希望张先生能有所作为，不要再上老蒋的当了。”在榆林桥战役被俘的团长高福源与张学良关系比较密切，被刘志丹部俘虏后待遇很好，中央红军来了待遇更好，感动之余主动要求回东北军做上层工作（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先见到第67军军长王以哲，随后见到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愿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沟通了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关系。张学良派人护送担负国共联络任务的董健吾、张子华进入苏区后，常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与中共的联系更紧密了。1936年3月4日张学良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时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9日晚张学良、王以哲偕中共党员刘鼎乘飞机到肤施。当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城内教堂里举行谈判。张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法西斯主义是反共反人民的，没有群众基础。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参加是不可能的。”双方约定：张学良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双方并就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商定了办法。张学良和周恩来的会面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具有决定性意义，也间接的促使中共改变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张本质还是一个军阀，军队是其命根子，毛泽东在1936年6月20日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我们在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