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艰辛生活的社会源头人类最大的灾难，都是少数人的无耻和多数人的无知结合在一块的！——张维迎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先生的名著《石器时代经济学》是一部很有影响力的当代学术作品，若要对本书的核心思想给予归纳的话，我认为可以这样表述：与经济和文化不断发展的所谓“文明”时代相比，原始社会的人类有着更充裕的闲暇和更强烈的幸福感，因为他们不必过多地“努力”就可以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这种生存状态即为“原初丰裕社会”。很显然，在萨林斯先生看来，现代社会虽然达到了远高于原始时期的物质文明水平，但同时也刺激了人类的贪欲，形成了不良的社会关系，因而社会大众的“贫乏感”反而日趋强烈；这种声音代表了当代人类学界相当一批学者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本人未曾在现代欧美社会生活过，自然难以深刻理解这些国家民众的生活感受是否与萨林斯先生所述的情形相吻合，但曾经或正在那些国家生活的朋友在向我讲述当地的生活感受时，似乎并未提供验证萨林斯论断的充分证据。他们认为，欧美发达国家的多数民众都享受着丰裕的物质生活，不必过多的辛苦就可以换取维持基本生活的劳动报酬，生态和生存环境也十分优越，甚至还有朋友系统地对中国和那些国家的平均物价、工资水平进行对比，并且得出了那些地方“简直是天堂”的调侃性结论。当然，这些认识很难说一定全面和深刻，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至少与中国相比，欧美发达国家的广大民众是应该被归入“幸福者”行列的。因此可以说，萨林斯先生的独到见解用来概括当代中国可能要比用来描述欧美现代社会更为贴切，作为当世的中国人，我们最大的切身感受也许就是“累”，不仅身体累，心更累，生活的重压不仅来自可以直接表达的经济负担，还来自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焦虑乃至恐慌，生活的幸福感必然由此而大打折扣。如果说中国人的辛劳生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则未必是人们能深刻认识到的。杨连宁先生的新著《中国人为什么活得累》立足于对该问题的思考，从当世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话题出发，系统分析了导致中国人“生活困顿”的各种社会结构因素，将这一事关每位中国人命运的话题引向了“社会制度”的理论深处。作为一类“主观感受性”的概念，劳累、艰辛、压力、幸福等词汇有着很强的心理学色彩，但此种感受的主体是特定社会的人，所以它又与社会（即社会学家涂尔干所定义的“外在于个体人”的某种“结构性事实”）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直接源自特定的社会结构。杨连宁先生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对相关的话题进行剥茧抽丝，引领我们寻找到了中国人当下生活命运的社会制度由来。不管是从萨林斯先生的理论启示来思考，还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出发，大家都不难发现，人类的幸福感首先与他们的“欲望”相关，正所谓“无欲则刚”，而欲望及其衍生出的各种“需求”越是丰富和强烈，它们越难以同时得到满足，并因此而产生“贫乏感”，这必然伴随有“幸福感”的下降。西方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就在于不断“制造需求”，然后依托强大的财富生产能力，通过市场流通、再分配等途径不断满足这些日益增长的大众需求，这种社会再生产机制随之导致了当代的“消费主义”思潮。在消费主义时代的西方发达国家，民众逐渐提升的“欲望”与社会所能提供的“满足”交织互动，从而演绎出此起彼伏的“幸福变奏曲”，这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消费社会的内在运作逻辑“敦促”西方国家探索出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保障，可将之概括为“自由市场+政府调控”，即一方面强调自由市场竞争在社会资源和财富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格外地注重不同社会---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和规则平等，另一方面也强调借助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再分配功能来克服自发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过剩危机”等各种不良后果。如此，既可以充分调动大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新精神，从而带来社会财富存量的增长，同时又能为弱势人群提供维持基本生存的社会条件，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动态平衡得以较好维系。生活在这种社会体制当中的人们尽管不能确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