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法治化进程的现实基础郑川峰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当代中国法治化的迫切要求。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法律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重要内容，它的进化与发展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法治国家的建立亦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中笔者认为对我国法治化进程影响具有深远意义莫过于法治观念与意识的更新、国家权力制约机制的建立本土资源的有效利用等方面的问题。它们是中国法治化构建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从某种意义说，它们亦是中国法治化的最现实的基础。本文笔者拟就这几方面做一有益的探讨。一、法律至上是中国法治化观念与意识基础亚里士多德“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的法治理论倡导了一种法律的至高无上，法律的神圣权威的社会观念，形成了支配西方长达二千多年的资产阶级法治传统。但是，中国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法律学家们却始终没有接纳这一思想，仅在法律形式上，结合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精神背景和现实要求演绎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观念，法律至上的思想从来没有在中国人心中扎下根。---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法治观念的基本含义及其历史回顾所谓法治社会或法治国家，是和专制社会或专制国家相对而言的。它是指国家权力受到有效的控制，整个社会由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出来的法律所支配的状态。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具备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即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简约而言，笔者以为，法治的精神方面主要是指整个社会对法律至上地位的普遍认同和坚决的支持法治的制度方面主要是指反映民主精神的国家制度的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专制政体的法律不是良好的法律，而是“恶法”，只有共和政体、多数人的政治制定的法律，才是良法，才是法治的基础。他说：“相应于城邦政体的好坏，法律也有好坏，或者合乎正义或者不合乎正义。”①这就是说，只有通过民主政治建立的法律才是良法。而在民主政治之下的良法又必须是正义之法,即良法必须以法律至上、权利本位作为它的精神内涵。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古代中国的基本政体形态是君主专制，皇帝处于政治结构的金字塔顶峰，维护皇帝的权力、地位及个人尊严树立皇帝的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乃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切法律制度的圭臬。”②在专制制度的统治下，皇帝所拥有的特权，超越于法律，支配着法律。由于法自君出，所以任何一部法典从来没有约束皇帝权力的条款。“一家之法”横贯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漠视法律的时代自不必言，即使是重视法制的开明盛°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第148页。©《历史与现实：中国法制现代化及其意义》，《法学家》1997年，第4期。世法律的实体价值和内在精神也仍然表现为它是治世的工具，治国的手段权力的保护神。从周朝的“成康之治”，实行“明德慎罚”，到汉初的“文景之治”，从唐朝的“贞观之治”，到清朝太祖怒尔哈赤强调严守法---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度，公平执法，专制的帝王们只是从政治统治的角度，从家族利益的角度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而并没有从法律本身的实际价值和内在精神上认识到应当实行法律的统治。近代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律改革运动,在参酌西律的同时,并不放弃对中国法律传统纲常名教的保留。最终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钦定大清商律》、《破产律》、《改定商律草案》、《保险规则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律草案》等法典或草案，始终未能摆脱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在维护宗法家族制度的礼教派的干扰阻挠下,清末的法律改革并没有使中国走上法治化道路。他们的法律仍停留在治世、治民的阶段，其内容仍是以义务为本位，漠视甚至践踏人民的基本权利。他们把法律当成了转移社会矛盾的工具。综上所述，中国法律传统中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法治，更没有以法律至上、权利本位为精髓的“良法”，有的只是形式上具有合理性的法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