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现代学人的独标与秀出中国现代学术就历史时间段而言，主要指晚清民国以还，包括辛亥革命前后、五四前后，以及后五四时期的20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直至后来与当代学术段域相重合部分，前后经过了百年的时间。中国现代学术的总成绩，我认为那是清中叶的乾嘉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个高峰期。不同于往昔的特殊之点在于，20世纪现代学者的学问结构，在西学的训练方面，无论汉、宋儒还是清儒，都不能与之同年而语。而他们的国学根底，又为后来者难以望其项背。此无他，盖由于20世纪中国现代学人的历史环境和个人的身世经历使然。他们处身于社会转型、新旧交替的开放之世，往往十几岁或二十几岁，便负笈游学欧美和日本，掌握一到数种异域文字，屡见不鲜。他们中的佼佼者又大都出生于旧学根底深厚的家庭，所受教育得天独厚，诗词古文和“四书五经”不必说，有的十几岁就读完了“十三经”、“前四史”和“诸子集成”，特异者至有能够背诵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所以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正值古与今、新与旧、中与西的文化交织震荡之时，他们自身却从不发生文化失重现象。陈寅恪十三岁开始游学日本，后断续在欧美的大学和研究院，前后停留异域有十七年的时间，主要以研习治学工具为课业，掌握十余种外域文字，所受西学浸润自不待言。但寅老在自己的著述中很少露出西学的痕迹。相反一再申说嘱咐“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如是，本书所涉及的严复、梁启超、王国维、吴宓、马一浮、章太炎、熊十力、冯友兰、蔡元培、傅斯年等现代学人，莫不如是。钱锺书掌握的外域文字看来没有陈寅恪多，但对英、法、德、意、西班牙诸国文字运用的精熟，容或在陈寅恪之上。但钱先生的名言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胡适之先生早年尝有“西化”之说，但英文笔下关涉到中国文化，正面叙论之外鲜有异词。王国维则视古今中西之“学”为一体，认为强为之分中西、分古今、分手段和目的、分有用与无用均所谓不知“学”者也。王国维扮演了现代学术开山的角色，早年究心西学，对西哲康德、叔本华读其书而大好之嗣后一变而为中国诗学和宋元戏曲，再变而为古文字古器物古史研究。学术创获在现代学人中首屈一指。但一生矛盾，遽发一时，最后以自己的方式遁走人寰，时在1927年6月2日。两年后，与王气类相投的陈寅恪，受命撰写《王观堂纪念碑铭》，其中的经典名句是“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又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标为学必须具备的“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视若生命，终生以之，绝不动摇。中国现代学人的志节、精神、信仰，王、陈堪称典范。五十年代初陈寅恪还曾说过：“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揆诸百年以还的中国现代学人，无一不可为证。梁任公的笔墨含情、汪洋恣肆的大块文章，盖由于其思想自由使之耳。章太炎的挥斥古今，空诸依傍，牢狱不能折其志，羁縻无法诱以降，亦独立自由之意志挺之也。相反，为学而不能守持独立自由之意志，则学术创获必受影响。高士逸人马一浮，居僧舍，栖陋巷，学富五车，粹然儒宗。不意日寇犯华，战乱流离之际应民国政府之最高层邀为创办复性书院，虽有一定经费拨给，仍恪守学术独立，坚持书院置身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外。而前此讲“六艺之学”于播迁至江西泰和、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开讲即向诸生示教言曰：“此是某之一种信念，但愿诸生亦当具一种信念，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信自己身心修养之深切而必要，信吾国学术之定可昌明，不独要措我国家民族於磐石之安，且当进而使全人类能相生相养而不致有争夺相杀之事。”其怀抱信仰由国族而及于全人类，当艰苦蹇难之际，发此沉着刚毅之音，信念何其坚牢乃尔。他的精神旨归是：“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而在1938年6月，马一浮在赠浙江大学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