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对中国国家建设的价值一、共和民主与国家转型考察古代中国政治与考察现代中国政治的视角是完全颠倒的，前者是从下往上看，因为，古代的中华帝国是从家成长起来的，犹如现代的美国是从乡镇发展起来的一样;而面对现代中国政治，我们的视角则必须是从上往下看的，因为，现代中国政治不仅是因为其经济和社会基础发生革命而形成的，更是因为传统帝国体系被现代化冲毁之后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政治首先不是社会革命催生的，而是政治革命催生的。这决定了中国现代政治的首要任务，不是将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实践上升为国家政治的制度形态;而是如何给传统的中国社会安上一个现代的政治体系，使其在帝国体系解体之后依然能够维系在大一统的共同体之中。于是，中国现代政治就从政体选择开始。然而，命中注定这种政体选择是极其无奈的选择：不能不选择，但又不知选何为好。作为近代中国变法维新急先锋的梁启超为中国选择现代政体耗了半辈子心血，不仅反思古今中外，而且遍访欧美;不仅殚精竭虑谋划，而且亲自上阵变法。到最后，面对辛亥革命摧毁的帝国体系，他无可奈何两手一摊地说道：夫民主共和制之种种不可行也既如彼，虚君共和制之种种不能行也又如此，于是乎吾新中国建设之良法殆穷。其实，从根本上，这种无奈并非源于对现代政体认识不深，而是源于要用现代政体去安顿具有千年独立政治传统的帝国的困难。但是，时代的潮流与历史的方向是明晰的，它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唯一政治选择：民主化。在现代政治逻辑中，对任何国家来说，民主化不仅意味着一种政体选择，而且意味着一种国家重构，即建构以人民主权为基础，以保障人民自由、促进人与社会发展为使命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梁启超的无奈很大程度上源于它更多的是从“用”的角度来考虑政体的选择，而没有触及中国这个国家之体。所以，相比较来看，孙中山先生要高明许多，他高明之处就在于，不是从“用”入手，而是从“体”着力，考虑建设一个全新的现代中国，把中国的民主化发展引上了可取的方向：共和民主。在现代政治文明中，民主不外两大取向：一是天赋人权，人自由平等，是国家的主人;二是天下为公，国家属于人民，人民管理国家。前者强调自由的神圣性，后者强调权力的人民性（公共性）。孙中山先生就是由此来定位中国民主的共和取向的。孙中山先生认为，从传统帝国体制迈向现代国家，中国只能选择民主，但中国的国情与民情决定了中国的民主，一方面不能独立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与民生问题，应该三者统一，追求“三民主义”;另一方面就民主来说，虽然我们要希望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乐，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但中国人所追求的民权，不应该是英美那种自由主义，因为，对处于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来说，这种自由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为了克服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状态，中国的民权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这样就能抵抗外国的压迫，争得全体人民的自由。在孙中山看来，这个大团体，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的大团体，另一方面是全体中国人凝聚而成的人民的大团体。为此，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权能分开”的理论，强调人民集人民权力与意志而形成政权，负责管理众人之事的政府掌握治权，治权交给有能力的职业管理者，其运行受到人民监督。孙中山先生的政治设计，既体现了西方的共和主义的政治思想，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其背后的核心精神就是：团结共存，合作共治，共享自由。可以说，孙中山先生所开辟的民主共和的思想和精神，贯穿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实践，成为中国孕育协商民主的理论与政治渊源。二、统一战线与协商建国孙中山先生有心构想中国的民主共和，但却无力使其化为现实。这个历史使命最终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既忠实地继承了孙中山民主共和主张，但同时又超越了其思想和主张，将民主共和从资本主义范畴全面引向了社会主义范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清晰表明了这其中的关系：“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