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里产生富豪，这恐怕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级政府及国有企业领导人心中盼望而又忌讳提及的事。根本原因在于，“富豪”能够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所有权的界定，而这恰恰是中国国有企业的软肋。如果说，企业是各种契约的集合，那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却是在普遍缺少原始性合约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至今的。谁对过去积累下的存量资产稍有染指之意，就有侵吞国资之嫌。这种方式目前几乎没有成功的——其倡导者基本都“犯了事”。而谁要用未来的增量来解决历史问题就要看“机会”了。从这个角度看，TCL和李东生是幸运的。2月10日，TCL的开盘价锁定在9.10元。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一时点上，其董事长李东生个人财富达到了13亿元。22年前，李东生从华南理工学院分配到TCL集团前身TTK公司做技术员时，他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车间主任”。而今他成为了中国身价最高的国有企业董事长和党委书记。这个身价足以让好几代的国企老总们羡慕不已。褚时健(原红塔集团领导)、仰融(原华晨集团领导)、李经纬(原健力宝集团领导)先后在“悲剧”中收场。与李东生一样同是知名家电企业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的陈荣珍(荣事达董事长兼总裁)、张巨声(美菱董事长)两人在失落中默默退休。激励机制——股权——产权，这一路径成了许多国企老总们心中最沉重的话题。即便目前在业内能与李东生抗衡的张瑞敏、倪润峰，也未能走出这一困局。惟独李东生。那么他的富豪模式是如何诞生的，这一结果是偶然，还是必然？李东生“暴富”的根源TCL集团今天的分配制度源于一次关键性的变革。“在中国现行制度条件下，如果不是诸多因素聚焦为一点，是不可能发生关键性的变革的。”TCL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虞跃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所谓“关键性变革”是1997年4月，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批准TCL集团进行经营性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并与李东生签署了为期5年的放权经营协议。从提出框架到协议签订历时4个月。按照协议规定，TCL到1996年的3亿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如果增长10%～25%，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15%；增长25%～40%，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30%；增长40%以上，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45%；超出部分奖励给经营管理层，或者以优惠价购买。正是这份协议拉开了TCL的管理层持股的序幕。一位参与这份关键协议的制定者说：“这是一份非常苛刻的协议。因为当时国企的净资产回报率平均只有3%多点。而我们提出的是10%(环比增长)。而且1996年12月31日之前的所有资产都归政府。”“从1997年1月1日起，李东生等于从零开始。”虞跃明说。当时为制定协议，李东生提出了三个原则：第一，方案合法，100年有效；第二，立足于企业未来发展，用增量解决存量的问题；第三，充分兼顾各方的利益。最初TCL参考的标本是联想集团。1993年，联想改制时拿出35%的股份作为“红股”给管理层和元老人物，但他们只有分红权，并不享有所有权。而当时深圳比较流行的方案是国有企业授权经营——大多数企业的经营者能在完成经营指标后获得较高的奖金分配权但离享有产权仍很遥远。这些以“现金形式”奖励经营者的做法在李东生看来并不过瘾。“我们希望拥有企业的股权，但是我们的心态并不像炒股的人，我们签定协定更大程度是为了企业未来的发展。”一位TCL的持股高管说。这个堪称“前卫”的协议，是在非常低调的环境下制定的，参与者主要是当地政府与企业的高层，还包括一些学者。其中一个谜团是，企业增量部分的利润是如何在高层、中层乃至普通员工之间分配的，“企业利益的内部分配不便公开，但我们的分配原则就是每个人责、权、利大小的统一。”虞跃明说。1997年5月12日，协议正式出台。由于不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同时10%的增长承诺又能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一方案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经过五年的飞速发展，李东生交出了一张令大家满意的答卷：5年来TCL的国有资产增长了2倍多。地方政府除每年分红1亿多元外，享受的税收从1亿增加到7亿多元。2001年TCL完税近11亿元，其中惠州当地实现7亿多元。1999年，TCL给员工发认股权证，鼓励员工持股，员工总计拿出1.3亿元认购股权，员工和管理层持股达42%，其中管理层占25%.200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