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伊斯兰自我革新的思考当“我是查理”的浪潮从巴黎街头退去，当《纽约时报》“我不是查理”的独善其身被舆论场淡忘，“我们不是查理，我们是穆罕默德”的标语又在穆斯林的示威队伍中兴起。一触即发的“铅笔战争”，不只源于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文明冲突”，也内在于伊斯兰自身革新道路上的自我龃龉。有观点认为查理惨案只是世俗“言论自由”与“宗教信仰”间的战争，失之简单，但我们不妨撇开冲突本身，去观察伊斯兰世界自我革新道路上的痛苦。有一种有趣的观点，将伊斯兰教比作苹果操作系统，将基督教等比作安卓操作系统。认为伊斯兰教晚于犹太教、基督教、佛教700多年产生，吸取之前宗教精华，成为最彻底的一神教。教规相对完善，却缺少更新，类似封闭的苹果系统。基督教之类草创阶段相对粗糙，但适应性强。这是当代爱科学爱思考的IT男的脑洞。不过伊斯兰教伴随阿拉伯世界的兴衰而波动。没有创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没有基督教新教式的宗教改革。与伊斯兰教重合的地区普遍是后发民族国家甚至部落，伊斯兰世界也一次次尝试着自我更新以适应现代化世界。世俗化向西方学习是其中最主要的道路。奥斯曼：帝国的反思何为世俗化？学界众说纷纭。一般而言，世俗化是指宗教的作用和约束力不断“衰退”和“减弱”的过程。如果说基督教趋向于主动变革，那么伊斯兰社会的起点是在外力的驱动。19世纪，英、法、俄等国对伊斯兰世界步步紧逼，奥斯曼帝国在与西方国家的战争中接连失利。曾经权倾一时的王朝饱经屈辱，抱着“救亡图存”的决心，求“变”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咦，怎么好像在说我大清呢？1839年，坦齐马特改革启动，帝国按世俗需求进行立法，1840年和1850年，带有世俗特征的刑法和商法先后产生，随之而建立的世俗法庭以此为依据审理案件。世俗教育快速发展，世俗学校脱离了乌里玛（穆斯林教法学家和神学家）的控制，由教育部门管理。此后的几十年里，教育、司法、现代行政管理机构改革深入，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大规模传入，服装和生活方式出现明显的欧化倾向。同一时期，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和其子孙也在大力推行欧化改革。欧式国家教育系统、法国式的民法典和刑法典相继面世。然而，这一历经百年的世俗化阶段，成果却十分有限。世俗思想仅仅得到少数精英的支持，改革运动遭遇重重障碍。要说最深远的影响，大概是培养了一些类似凯末尔的世俗精英，开启了世俗化改革的序幕。土耳其：铁腕凯末尔随着一战的结束，奥斯曼帝国崩溃，现代土耳其兴起，阿拉伯各国除沙特等国外均处于英、法等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在西方强大的压力之下，强劲的变革之风吹遍中东各独立国家，其中以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三国的改革影响最大。这之中，又以凯末尔治下的土耳其为先锋。生于奥斯曼帝国式微时代的凯末尔，以卓越的军事才能闻名于世。一战爆发后的1916年8月，凯末尔因保卫首都伊斯坦布尔，获得“伊斯坦布尔的救星”和“帕夏”的称号，名扬全国和欧洲。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曾经臣服在奥斯曼铁蹄下的各民族纷纷披上古代的外套，早就消失的拜占庭人冒出来了，带着希腊人的面具追求民族独立。风水轮流转，到1920年6月，轮到希腊军队大举进攻，几乎扼杀土耳其独立运动。凯末尔出任国民军总司令，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突破希军防线，把希军赶出了已经很小很小的土耳其。协约国不得不于1923年7月24日在瑞士签订洛桑协定，正式承认土耳其的独立和主权。今天的土耳其，民众仍将代表世俗主义与现代化精神的凯末尔视作国父。而真正成就凯末尔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情怀。国难之中，凯末尔曾喊出“不独立，毋宁死！”着手把全国各地分散的爱国组织统一起来，他向战友们发出呐喊：“祖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正处在危机中”在上述思想的引导下，凯末尔登上总统位置后，提出“土耳其民族不属于任何宗教”的世俗化主张也就不足为奇了。凯末尔改革努力将土耳其从一个衰朽的宗教帝国变成世俗民族国家。政治方面，他先后废除了苏丹制和哈里发制，建立政教分离的土耳其共和国；法律方面，废除宗教法庭，制定新宪法、新民法和新刑法等法律，使法制彻底脱离了伊斯兰教的控制；教育方面，停办旧式的独立宗教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