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审美对流行音乐创作与演唱的影响——“中国风”取代“西北风”的思考摘要：一方面，流行音乐风格是时代文化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特征；另一方面，流行音乐作为文化产品，其存在方式必然受到消费者习俗和偏好的影响，流行音乐对听众审美情趣的追逐是由来以往的，而听众审美情趣又产生于一定时代背景下。本文对“西北风”和“中国风”这两种不同时代音乐风格的流行、演变和取代过程进行分析，试图获取一些有关社会环境对流行音乐发展产生作用的新认识，并探寻听众审美对于流行音乐创作与演唱的启示与影响。关键词：创作；演唱；听众审美情趣；流行音乐社会文化环境是多元文化因素的复合体，他们对存在其中的流行音乐有着立体的、综合的影响。在这诸多因素中又有一种或几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起主导作用。这种主导的文化因素必然导致某种社会心理需求的产生，这就是文化产品受众的审美情趣，这种文化心理需求又是某种流行音乐出现或走红的内在动因。“西北风”和“中国风”是产生于不同时期的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流行音乐风格。从音乐本体上来说，二者都是在欧美流行音乐表现形式的基础上融人中国民族传统音乐元素创作而成，其所处年代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相异。笔者试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听众审美情趣对二者的文化存在方式进行分析。1从“西北风”到“中国风”1.1“西北风”“西北风”产生于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量采用陕北黄土音调，同时借用流行于欧美的摇滚、迪斯科节奏特点，创造出的一种新的粗犷豪放的流行音乐风格。此类型的作品以《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等歌曲为代表。黄色文明是中华文化的根，“西北风”立意于黄土高坡，立意于黄土高坡上嘶喊的信天游，立意于西北人心中热恋的故乡，更不用说电影《红高粱》中三首纯正的西北风味歌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酒神曲》《颠轿歌》，歌中浓烈的乡土气息让人们一下找到了久违的文化归属感。“西北风”对社会文化心理的契合，加上民族风味的“黄土音调”和强劲的节奏特点，配以激越的喊唱，一下子抓住了听众的心，不可遏止的火爆起来，最终成为1986--1988年中国流行音乐第一个高潮期的代表性音乐风格。1.2“中国风”流行文化总是喜新厌旧、求奇求变的。历经了近三年R&B歌曲的狂轰滥炸之后(甚至还应包括更早就流入我国的日、韩舞曲)，听众的忍耐虽然还未达到极限。但对市场反馈非常敏感的周杰伦们已经捕捉到些许抱怨的声音了。变化势在必行，惟一的问题是方向。2003年，周杰伦首先给出了答案——“中国风”。周杰伦本人并没有在当时就明确地提出“中国风”的概念，但他的专辑《叶惠美》中的《东风破》却足以称得上是对“中国风”概念的完整表述了。他后来的作品《发如雪》《千里之外》《菊花台》，以及王力宏的《花田错》、陶吉的《苏三说》、后弦的《西厢》等一批作品的问世，使“中国风”迅速占领市场，形成一股新的流行势力。1.3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听众的审美情趣“中国风”成为R&B音乐在中国乐坛的一个新品种，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原因：一方面，主流文化阶层虽然无奈何于流行音乐市场的疲软，但对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却丝毫没有放松过，政府行为、舆论导向、民间自发都有加大文化建设力度的举措。文化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便是对本民族固有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搜集发掘“原生态”民族音乐等等事例无不体现出政府文化部门对民族文化的重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我国在一系列国际重大事件上的良好表现(收回香港、澳门主权，成功申奥，顺利加入WTO，国际体育赛事上取得优异成绩等)、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国际政治影响力加强、综合国力的不断壮大也使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空前高涨，民族凝聚力大大加强。这样的社会形势使大众在面对来自欧美文化工业产品所裹夹着的西方意识形态冲击时。能够以一种较为理性、自主的心态处之。具体到流行音乐来说就是既能够欣赏时尚、新潮的R&B、Hip—Hop音乐，又不会对其文化内涵完全认同。一种希望听到本民族熟悉亲切的声音，而这种声音又要符合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