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时代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合法性建构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化生存是艰难的，它为适应时代语境，去除（或弱化）其意识、思想、价值等内涵，而化约为现代知识。传统文化的知识化，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权力―政治神话”的合法性路径。其中，政治神话在传统文化的常识性知识中实现文化认同以及民族主义的皴染；在伦理性知识中，政治合法性通过伦理的道德得以确证，从而实现国家权力与政治神话的自然化、永久化，并在一种看似顺其自然的秩序中实现政治意识形态的维系，实现权力合法性的孵化、生产与重构。关键词：传统文化；知识转换；国家认同；合法性；权力生产：G0文献标识码：A：1003-0751（2014）06-0093-07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秩序的主导权在于党及其所领导的国家。国家权力、市场准则与社会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调适，要基于三者之间的博弈。阿尔都塞认为，国家权力依靠镇压型的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作。镇压型的“刚性”机器构型于社会各个层面而为人们熟知，而意识形态这一“特殊的言谈机制”，在科技化、民主化深入推进的今天，因其能够更从容地避开大众的视野，更有效地实现社会管理与控制，而越来越为当权者重视。早在19世纪，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莫斯卡提出“政治神话”（politicalformula）的概念，认为要实现比较有效、稳定的统治，就要对社会大众设计、操作、推销自己的政治学说。不论这套学说内容有多大的欺骗哄诈，或是自我幻觉，都要维系这套政治神话。①基于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神话，往往能够有效地对市场准则和社会价值进行规制。而传统文化在这场政治神话建构中担当的角色以及作用机制，便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内容。与其他文化形态相比，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不是那么紧密，它似乎可以更加超脱的姿态存在于当代生活，但是这种超脱并不能真正规避权力。相反，国家权力以多种方式施于传统文化，使之在政治合法性方面的贡献不可小觑。其中，传统文化的知识化便是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文化现象，也是传统文化与国家政治媾和的重要趋向。正如哈贝马斯提到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生活世界的病态化在于体系领域牺牲和剥夺了它的丰富性来保证体系的秩序机制和合法性，使生活世界趋于同一化、交往关系物化，最终使得“生活世界的殖民化”。②国家权力通过强势而持续性的作用以保证体系的秩序机制和合法性，导致交往关系物化、殖民化，也是传统文化媒介化生存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一、知识化：大众传媒时代传统文化的合法性重构媒介是一个暧昧、多义的话语场域，一方面，它是意识形态总体性规范的载体，另一方面，作为美学的艺术生产，其美学品格诉求中又蕴含着规避意识形态的动力与可能性。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媒介作为国家主导下的媒介形式，在“总体性规范”的合法性的维护中，有其难以摆脱的宿命。合法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被用于讨论社会的秩序、规范或规范系统；狭义的概念被用于理解国家的统治类型或政治秩序。“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③“合法的政治秩序就是被国民规范性认可的秩序。”④本文从政治学角度来讨论传统文化的电视传播对政治合法性的提升问题，讨论传统文化的合法性首先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然后进入到国家政治与权力层面。“***”结束后的几年里，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面临极大危机。“在政治权力方面，面临着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危机；在政治制度方面，面临着整个国家制度和国家法律的合法性危机；在政治意识方面，面临着社会主义信念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⑤政治合法性是对政治的一种价值判断，合法性危机无法为大众提供信仰认同。庆幸的是，1978年开始进行的改革开放有效地改变了这种状态，它标志着革命时代的结束和向一个新的现代化模式转变的开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再一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从纯粹的政治权力领域走向‘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过程”⑥。同时，这也是权力合法性辩证的逻辑过程。那么，政治合法性的取得与维持方式有哪些？一般来说，对于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行而言，最为重要的合法性资源乃是能够取得出色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