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访谈录《南方周末》记者2012年10月13日上午8点，记者在莫言的书房见到了他，黄白细格衬衫，咖啡色运动服，神色平静却难掩倦怠。当时，一群外媒记者已挤在客厅中等候采访。莫言要求穿着一双拖鞋接受采访，但面对记者的镜头，他还是很配合地脱掉了运动外套。南方周末：对于你获奖后的第一反应，媒体报道有不同版本，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什么?莫言：10月11日18点40分前后，评奖委员会通知我获奖并询问当时的心情，我说的是“惊喜和惶恐”。因为全世界那么多的优秀作家都没有获奖，他们有的八十多岁才获奖，在漫长的队伍中，相对而言我还是比较年轻的；我想，这么巨大的荣誉降落在我身上，面对世界上那么多有充足的获奖理由却没有获奖的优秀作家，我压力倍增；南方周末：你说过你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尤其推崇《聊斋志异》，却不提《红楼梦》，为什么?莫言：因为蒲松龄和我同乡，“聊斋”里的很多故事，小时候都听村里老人讲过；《聊斋志异》那精美典雅的文言文，让我读得很入迷。《红楼梦》是我早在18岁时读的，它在文学价值上当然超过《三国演义》和《水浒》，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但需要经过历练之后再去读，才能读得出它的味道。南方周末：美国汉学家认为，你创作的《生死疲劳》“几乎涵盖了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有经历，算是那个时代的纪实小说”，你同意这种说法吗?莫言：这部作品是虚幻跟民间艺术的结合、社会现实和历史的结合。虚幻的部分，如生死轮回变成各种动物，但动物眼中的人间生活是现实的。虽然小说描写的历史跨度有50年，但对历史的延伸，可能是50或100年之前的。如果没有虚幻，仅仅写实，这部小说就没有生命。反之，全是虚幻的，和中国现实没有联系，也没有意义。作家的责任、本事就是写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东西，有变形有夸张有想象有虚构。南方周末：法新社认为，你的长篇小说《蛙》是最勇敢的作品。写作的时候，你付出了比其他作品更大的勇气吗?莫言：没有，“最勇敢”这个评价是不准确的。我1980年的中短篇，在当时都是艺术上标新立异、思想上离经叛道的。当然他们指的很可能是《蛙》涉及了计划生育。作家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当然要直面现实，关心社会上的热点问题，但进行文学创作时可以有一定的处理方式。《蛙》是以我姑为原型，她从解放初开始做妇科医生，一直到退休。写这样一个人，自然要涉及到从1980年延续至今的计划生育政策。写这个问题是文学创作的需要，塑造人物的需要，这个小说是文学作品。问题没有压倒文学，事件没有破坏人物，挑战性也不仅在于题材本身，还在于小说的形式和塑造人物的难度。南方周末：日本爱知县一个寺庙里，有以“莫言”命名的点心，据说厨师是《红高粱家族》的读者，你怎么看待?还有，你怎么评价村上春树的作品?莫言：我去看过爱知县的莫言馒头，和点心铺老板吃过饭。爱知县称念寺的住持是个文学爱好者，对我的小说很有研究，而且是个很好的文学活动组织者，他把我的书发给周围的信徒看，因点心铺老板夫妻是他的信众，是他建议点心铺老板做一种莫言馒头，高粱米的颜色，里面是糖和奶油，馒头还不错。村上春树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被翻译作品的数量非常大，而且赢得很多读者的喜爱我非常尊重他。他比我大，但心态比我年轻，与西方交流比较广泛。他关注现代生活、年轻人的生活，这一点是我无法相比的，这样的作品我写不出来。南方周末：你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和大批贵族，贝多芬从贵族中昂首挺胸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毕恭毕敬地脱帽行礼。你说年轻的时候认为贝多芬了不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意识到，像歌德那样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莫言：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当年的音乐家要依附有权势的人，他们需要被供养。贝多芬见到国王扬长而去是了不起的，而歌德留在原地，脱帽致敬，被认为没有骨气。当年我也觉得歌德软弱可鄙，而贝多芬可钦可敬。就像贝多芬说的“贝多芬只有一个，而国王有许多个”。年轻的时候，读到这句话觉得扬眉吐气。但随着年龄增长，对这个问题就有新的理解：当面对国王的仪仗扬长而去且会赢得公众鼓掌时，这样做其实并不需要多少勇气；而鞠躬致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