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宏观透视传统中国国家如何实施乡村治理，是一个饶有意味的学术话题。学术界愈来愈倾向于认为，中西方有着不同的文明路径，这决定了传统中国对乡村基层的控制方式亦迥异于西方。在这方面，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可以称之为三种认识范式（paradigm）：第一种是“主－佃关系”范式。这种方式来自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理论，它描绘了一种尖锐对立的主佃关系，并且极力强调地主在这种关系中的绝对优势。按这种说法，当时地主威福自恣，佃户水深火热，后者不仅被残酷剥削，而且受到“代表地主阶级”的专制政权蛮横镇压。凡是主佃矛盾，官府一定为地主撑腰。直至矛盾激化，“主逼佃反”，发生代表佃户的“起义军”反抗“代表地主”的朝廷的“农民战争”。[1]这种范式主要认识资源是来自苏联的教条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影响深远，但现在除了官方教科书中仍继续沿用，已为学界主流所拒斥，但其实也不是全无意义。第二种是“小共同体”范式。第三种“大共同体本位”范式。这一范式为秦晖一直所坚持，他在批判上述两种范式基础上反复强调：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社会，也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更弱，但这非因个性发达，而是因为大共同体性亢进所致；传统中国社会的典型景观实是专制朝廷及其下延组织控制着一盘散沙般缺少自发社会的“编户齐民”。近来，秦晖通过对20世纪末发现、11019-2000年起开始陆续公布的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的极端“非宗族化”社会的研究发现：一方面，已发表的部分简牍涉及的1532户吏民的姓氏结构表明，姓氏杂居状况十分惊人，显示宗族活动微弱；另一方面，“国家政权”在县以下的活动与控制却十分突出，基层权力机构比我们所知的复杂得多，不仅有发达的乡、里、丘组织，而且有常设职、科层式对上负责制与因此形成的种种公文程式。秦晖引述简牍中一份“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记载的当时两个“乡政府”的人员编制（原文有缺字）：山乡吏员卅七人：相一人，秩三百石。丞一人，秩二百石。令史三人，狱史二人，乡啬夫一人，游徼一人，牢监一人，尉史一人，官佐四人，亭长四人，侯家丞一人，秩比三百石。仆行人、门大夫三人，先马、中庶子十四人。凡卅七人。[建]乡吏员?人：相一人，秩三百石。丞一人，秩二百石。令史三人，狱史二人，乡啬夫一人，游徼一人，牢监一人，尉史二人，官佐五人，乡佐一人，亭长四人，侯家丞一人，秩比三百石。仆行人、门大夫三人，先马、中庶子十四人。凡?人。所列编制在今日也属相当可观，而且其中所列主要乡吏的待遇，比正史所载要高出许多。[3]须知，传统中国县的规模是很小的。秦汉时期确立的“县”仅仅相当于周代“末等封国”之地。秦时全国共设置“县政”约为1010个，平均每县所辖4000户、20000人左右。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单位1587个，平均每县所辖7711户、37552人。东汉中兴，平均每县所辖8184户、41477人，只是比西汉初期略大一些，更无论魏晋了。[4]由此秦晖认为，中央集权国家控制下的乡村社会是所谓“编户齐民”社会，而世家大族及其部曲、宗族宾客则是朝廷控制不了或只能实行间接的“羁縻”式统治的地方，血缘共同体（所谓家族或宗族）并不能提供――或者说不被允许提供有效的乡村“自治”资源，更谈不上以这些资源抗衡皇权。他还说，在时间上这批简牍形成的魏晋时期过去被公认为我国历史上世家大族最盛的时代，但即使在这个时期，只要处在帝国官府的控制下，那里的乡村仍然是编户齐民的乡村，如果这个时期的乡村社会实况都不那么“宗族化”，那么其他时代文献上所讲的宗族意义究竟如何就更可疑了。这个时期的确存在家族组织与大族政治，但与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的说法相反，这种大族活动恰恰是“县以上”的高层政治现象，而本文：网络收集与整理，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