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法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之反思摘要：当前我国习惯法研究中充满着日益强烈的实用主义价值诉求与愈益精细的制度设想，这固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和制度优化作用，但也存在“实用主义”倾向等诸多偏颇，制约了我国习惯法研究的深层次发展。究其原因在于大多数的习惯法研究者过于简单化地以西方的“实用主义”为依据和标准，既忽略了对“实用主义”内涵的深层理解和消化吸收，又没有把握习惯法的内在理路。为此，在今后的习惯法研究中，应结合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回到“实用主义”哲学的生成语境，从习惯法的内在理路来进行研究。关键词：习惯法；实用主义；研究方法；反思：D922.4文献标识码：A：1004-1494（2012）06-0107-05郑杭生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学术话语权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深层次要求之一”[1]。在我国的法学研究领域，也同样存在着以西方的强势话语和知识谱系来解释和分析我国的现实问题，对我们的深刻鲜明的历史和传统进行任意而机械地剪裁的现象。一些研究者把西方的理论工具当成一种标准来进行研究，其中在习惯法的研究中愈发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便是这一现象的深刻表现。这一倾向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大多数的习惯法研究者缺乏对研究对象“习惯”地长期深入地调研与整理，其研究的理论抽象和成果的逻辑处理比较欠缺，大多数陷入了经验性的研究；另一方面大多数的习惯法研究者脱离了对习惯法本质的细致了解，匆匆提出所谓的“寻找国家法与习惯法良性互动”的具体建议[2]155，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一、“实用主义”哲学的生成语境及特质（一）“实用主义”哲学的生成语境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实用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美国成了主流思潮，曾一度被认为是美国的半官方哲学。为了深刻理解“实用主义”哲学，有必要对其生成语境进行进一步地阐释。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开山鼻祖，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首先面临的就是着力于对“形而上学”传统哲学的批判，他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用主义”的雏形。尤其是在其之后的文章《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晰明白》中，代表了皮尔士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总体批判，即一种对认识论的批判，从而过渡到意义的批判，并最终在该文中确定了作为意义批判的实用主义[3]。换言之，产生之初的“实用主义”哲学，就带有反对过分抽象，注重事务具体“意义”及实效的色彩。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速发展之中，各种先进技术的发明与应用，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观念，也影响了哲学的发展。在随后的“实用主义”哲学发展中，无论是威廉?詹姆士讲究“实效性、有用性”的真理观和其对经验方法的推崇，还是约翰?杜威的及胡适的讲究证据、注重实践的方法，均具有注重实效、推崇“经验主义”的特点。但是“实用主义”哲学其核心思想和发展乃是和美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积极进取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带着阶级色彩的态度来简单机械地认为“实用主义”哲学是急功近利的哲学。（二）“实用主义”哲学的特质及简评1.功利主义的评价标准下的工具主义。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适应了当时的美国社会发展需要。因为美国建国的历史较短，是后发型国家，在追求其个人利益、阶级利益的驱使下，十分重视“人”的各种需要，强调各种行为、理论的效果――即以一种“功利主义”作为他们行动的评价标准。美国资产阶级可以自由放任地去追逐个人的利益和功用。“实用主义”哲学工具主义的价值取向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美国资产阶级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这也导致了“实用主义”哲学重视实证、重视效果的功利主义而偏颇的评价标准。在这种标准指导之下的“实用主义”哲学所信奉的工具主义，就显得更为偏颇。在工具主义的影响下，实用主义者皮尔士甚至认为：要揭示某个思想的涵义，我们只需要确定它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那行为对我们来说就是它唯一的意义[4]。“实用主义”哲学重视实证、重视效果的功利主义的偏颇的评价标准，即把工具主义色彩很浓厚的思想应用在具体研究中，固然具有其很强的实践指导性，但如果仅仅限于此，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吸收消化，这必然会限制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