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维稳怪圈”：现状、成因与对策金太军、赵军锋内容提要：作为维持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的维稳工作近年来虽取得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不少问题，甚至陷入了维稳“成本递增收益递减”的“怪圈”，主要表现为“维稳强迫症”、“维稳恐惧症”、“维稳虚弱症”、“维稳变异症”。“维稳怪圈”在本质上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失衡所导致的。因此，应通过基层政府创新，提升治理能量，积极探索“多元协作式”的社会治理模式，建立基层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关键词：基层政府；“维稳怪圈”；现状；成因；对策一、问题的提出与立论目前，中国的社会稳定格局受到各种类型的突发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严峻挑战。各种频发的自然灾害以及群体性事件对政府的“维稳处突”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尤其是作为国家神经末梢和管理终端的基层政府遭遇的压力更大。“由于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最初都发生在基层，所以直接面对群体性事件的基层政府，就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考验”。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基层政府甚至成为群众攻击目标和社会泄愤对象。基层政府一方面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实施主体，一方面又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对象。这一尴尬的双重困境是由其在国家系统中的角色和作用决定的。基层政府一般包括县(市、区)和乡镇(街道)两级。从县域层面来看，县政是社会稳定的“接点”，县政承上启下，是国家上层与地方基层、中央领导与地方治理、权力运作与权力监控的“接点”部位。从乡镇层面来看，乡镇行政是整个国家行政的基础，还是整个国家机器的“末梢神经”。国家有关维护稳定的法律、法规、命令、指示等，都需要通过基层政府来组织、协调、监督、实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社会异质性增加，社会矛盾---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日益凸显，基层成为社会矛盾的集聚场域，基层政府成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直接对象。当基层政府漠视甚至压制公民的利益诉求时，公民的对立情绪“在高压下得到积累、强化和扩散，并在寻求着以非制度化、非理性的方式释放的时机。”一旦出现突发事件或偶然事件，“政府临场处置稍有失当，或者控制不力，处置不及时，或者控制过头，滥用警力，都可能引发‘气’以大规模骚乱方式的彻底释放。”例如，2004年重庆“万州事件”的起因仅仅是因为一名搬运工的扁担不小心碰到了一名中年妇女，引发口角，但是由于现场执法人员处理不当，结果却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骚乱。因此，基层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的系统中处于特别地位：基层政府的所作所为成为社会稳定的关键性变量，它可能直接促进社会稳定，也可能直接加剧社会动荡。那么，当下的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维稳行为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为什么会呈现这种状态？对社会稳定有什么影响？这无疑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一些学者就敏锐地洞察到社会稳定问题并开始了相关研究，((权力制约与社会稳定》、《舆论监督与社会稳定》、((公平与社会稳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政治稳定》是国内较早研究社会稳定的系列文章，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989年“六四”风波平息后，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审时度势，突出强调制止动乱、保持稳定，学界逐渐把目光转向社会稳定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纵观整个20世纪90年代，关于社会稳定的研究主要在国家层面展开，聚焦改革开放、现代化以及社会转型对稳定的影响。进入21世纪，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稳定研究虽然还保持着以前的认知惯性，但是开始把研究视角转移到政府层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政府行为与社会稳定具有直接的相关关系。有学者认为传统的基层维稳是通过抑制手段维持现存秩序的“静态稳定”，要有效破解基层维稳困境，需要根据多数公民的意愿和现实发展的需要，不断地打破现状，用新的平衡代替旧的平衡，实现“动态稳定”。有学者认为压力型体制下各级政府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导致政治合法性的快速流失。政治体制用来维护自身生存和运行的成本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