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占文论诗性特征剖析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文论家不仅川诗的精神和诗的性情识鉴品评文学作品，而11用诗的思维方式和诗的表达方式來记录他们的品评结呆，并最终形成具有诗性内质和外观的文艺理论。且不说历代的诗话、词话、曲话、小说评点无处不洋溢着诗的激情,无时不显露出诗的智慧，即使是最具理论形态和思辨特色的《文心雕龙》，也是不乏诗性的。彦和论“神思”则谓“背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说“风骨''则FI“若风骨乏采，则踏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谈“物色呗J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LI与春林共朝哉！……这是文论，这又是诗，亦诗亦论，论在诗中。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是这个民族的哲学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因此它不可避免地着染该民族哲学的特色。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其显著的特征便是文学的哲学化（如《诗三百》被列入“五经”），和哲学、历史的文学化（如《庄子》被视为文学散文、《史记》中的一部分被视为传记文学）。一般来说，哲学的表达方式应是思辨的，说理的，演绎和归纳的;但也可以叙述的，描写的，其至是抒情的。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古代哲学更擅长用示一类方式言说思想，建构体系。智者乐水，爱儕者常常以“水”（H然）言“智”（哲学）。《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小老子对水亦情有独钟,将之喻为柔弱中之至强（注：见《老子》七十八章。）。古代先哲从自然山水中感受牛命的灵性与律动，从而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身。《周易•系辞》在阐述宇宙牛成演变之规律时说：“是故刚柔相摩，八圭卜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用，日月之行，一寒一暑。”取自然意象为喻，以诗歌创作中“意象叠加”的手法来展现中国哲学的自然观。冯友兰道：“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口己的思想。"（注：分别见冯氏《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出版社1996年版，笫11页。）这既使得文字简洁洞彻直指思想内涵，又使得思想不粘滞于文字不死于句Fo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学具有一种人格精神，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塑造出“内圣外王”的人格范型，它要求爱智（哲学）者“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注：分别见冯氏《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中国哲学不仅是认知的、思辨的，更是体验的、感悟的，在后一个层面上，它与性灵、妙悟的中国诗歌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从而直接铸成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歌精神和诗性特征。古代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对于中国古人的意义非同一般。古人用诗“书时书事，写情写景，状人状物，以至叙述平民生活之状况，刻曲普通社会之心理，通其思想，明其美刺。”（注：李维《诗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他们既可以在诗歌中忧国忧民、建功立业，也nJ以在诗歌中淡泊名利、陶冶情性。“逢人问道归何处，笑指船儿是此家”（陆游《鹏側天》），诗歌乂是一叶小舟，将诗人渡向彼岸，渡向他们的梢神家园。我们读中国古典诗歌，常常读出诗人对宇宙人生的深刻体悟，读出诗人人格的个性化与审美化——这正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诗歌精神的真谛。而对这样一种研究对象，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品评识鉴作家作品，批评清理文学现象，并不仅仅是为了文学和文论本身，而是要借助他们的批评活动和文论文本，与他们的批评对象达到心灵上、人格上的沟通，最终寻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基于这样的批评动机，古文论在揭示研究对彖诗性精神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赋了自身以诗性特征。《文心雕龙•物色篇》：“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FI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來如答。”与其说刘勰在以一位理论家的身份剖析创作过程中的“心物赠答”，倒不如说他其实并不相信缜密的推理和明晰的概念能够说清“心物”关系，他更愿意相信口己是一位诗人，更愿意用诗的语言来言说“心物赠答"的复杂内涵。《文心雕龙》的每一篇都以一•首四言诗作结，这充分说明，文心首先是诗心，是诗人之心，然后才是文心，是论文者之心，故“心哉美矣！”论家原本是诗人，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以诗人的情感内质、思维特征、表述方式来评说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