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21008作者简介:方文开(1968—),男,荆州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来自大洋两岸不同背景下的“呐喊”———从《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狂人日记》的比析中看人类面对困境的反思方文开(荆州师范学院外语系,湖北荆州434020)摘要:《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狂人日记》塑造了两个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世纪病”人物形象,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用有悖常理的言语揭露了各自社会的本质,并且都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本文就两篇小说的主要特点进行比析探讨,以揭示人在面对残酷的现实和境遇时所表现出的共同反思。关键词:《麦田里的守望者》;《狂人日记》;世纪病;吃人;“假模假式”分类号:I106.4/I210.6文献标识码:A:1003-8019(2003)01-0089-05这是两篇毫无关联的小说,一篇是美国遁世作家塞林格在1952年发表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篇是我国鲁迅先生于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两个作者生活的年代和背景也相差甚远,一个生活在战后资本主义相当发达的20世纪的美国(塞林格生于1919年且仍然在世),而另一个生活在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型中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鲁迅生于1881年卒于1936年),甚至仍然在世的塞林格对鲁迅何许人都不知道。两篇小说之间也没有任何影响,甚至体裁上的差异也很大,它们之所以能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两篇小说塑造的主人公都被认为在精神上不正常:一个患有“精神病症情节”,一个是“狂人”,患有“迫害狂”或“被害妄想”;并且都是精神上的极度孤独者;在面对困境时,两个主人公都表现了类似的人类积极向上的精神,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他们都颇像装疯的哈姆莱特的境遇:“这是颠倒混乱的年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振乾坤的责任来。”[1]两篇小说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麦田里的守望者》切中少年现实问题,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对60年代以降的美国民权运动起到了首次发难的作用,特别是对战后美国出现的以反对一切现成理性和价值尺度为特点的反正统文化运动是一个推动。而《狂人日记》则是鲁迅先生“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2]仰仗“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2]而创作的,开我国现代小说之先河,是我国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是第一篇讨伐封建礼教和封建家族制度的檄文。小说的两个主人都用不一般的语言暴露了社会的本质,---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从某种程度上都类似于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小说;在表现手法上,两篇小说都采用第一人称方式叙述,以显示叙述的真切和暴露的真实。本文就两篇小说的主要特点进行对比探讨,以揭示人在面对残酷的社会和境遇时所进行的反思,所体现出的共同倾向。一、“吃人”与“假模假式”《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狂人日记》的第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是社会悲剧小说。所谓社会悲剧小说,一般是指那种着重表现人的外部冲突,揭示人物在社会环境的压迫下不得不遭受痛苦甚至导致死亡的悲剧类型,如斯汤达的《红与黑》。当然,我们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悲剧仍然要表现人物,并89且人物因素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社会悲剧和个性悲剧(又称“性格悲剧”)具有统一性。所谓“个性悲剧”,一般是指那种着重表现人物自身的内部冲突,揭示悲剧的产生是作为人物主观思想或行动结果的悲剧类型,如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我们说社会悲剧和个性悲剧的统一性,是指社会悲剧往往同时表现为一种个性悲剧,而个性悲剧也表现出一种社会悲剧,二者在成功的悲剧作品里往往是相融的,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狂人日记》深刻地揭示了觉醒的狂人同黑暗的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之间的尖锐的悲剧性冲突。这种悲剧的社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作为正常人,清醒者的主人公,竟被社会视为“狂人”、精神病患者,他所遭受的悲剧来自于封建宗法社会,家族制度及其封建意识形态的残酷迫害,邪恶鞭笞着真理;其二,社会竟视“吃人”为“正常”,反视那敢于打破“吃人”真相的人为“狂人”,而这一“吃人”的社会本质,正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狂人从“字缝里看出来的”。他是从三个层面上得出这个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