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上》：穿行与凝视的认同困境撰写时间：202X年XX月XX日侯东晓摘要导演张猛的新作《阳台上》，通过对边缘人物日常生活的展现，构建出了一幅弱者互戕的画面;通过对不稳定的空间捕捉，重构了观众传统认知中的上海都市底层空间，同时这一空间的不稳定性剥夺了底层边缘人/弱者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张英雄在穿行中不断地观看/窥视、不断地被他者凝视，在看与被看的过程中，陷入主体认同的困境，这直接导致了“张英雄们”主体认同的失败。这样一个极具阐释空间的文本在商业上的失败，给中国电影，特别是文艺片带来了警示。关键词《阳台上》;空间;主体;认同困境;作者性;艺术与商业;启示中图分类号J90文献标识码A张猛导演的新片《阳台上》于2021年3月15日上映，影片仍然聚焦底层社会的边缘人物，通过即将拆迁的弄堂、颓圮的废墟传达出浓郁的时代气息，与当下社会空间拉开了距离。这种距离给予了张猛艺术创作的空间，同时也折射出“魔都”上海不同的另一面。时代主题是张猛导演一直以来都在坚持的东西。如果说《钢的琴》中张猛以陈桂林为获得女儿的抚养权而为女儿打造一架钢的琴为主线，穿插进了东北老工业基地衰败的时代感;《阳台上》则以张英雄的复仇为主线，将上海底层社会空间的时代变迁，与张英雄对陆珊珊的复杂情愫纠缠在一起。在《阳台上》张猛用王家卫式的镜头语言塑造了一个“另类”的都市底层空间，其极具时代感的影像空间一方面为观众带来怀旧体验，另一方面也为边缘小人物提供了表演平台。影片中灰暗、逼仄甚至颓圮的上海重构了人们传统认知中的“魔都”。张猛对上海都市底层空间的重构，其目的是要为张英雄们在社会空间中提供一个落脚点，但是拆迁将这一空间打碎、重构，让他们重新失去社会空间中的位置。《阳台上》将边缘小人物的主体认同悬置，用张英雄的穿行和凝视完成了对变迁的想象性超越，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与上海“魔都”乌托邦共存的“异托邦”中人物的无奈和茫然。一、边缘人物的日常生活：弱者的互戕在2021年3月14日《阳台上》的首映式上，王红卫老师说：“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张猛导演确实是又很勇敢又很愚蠢，他一直在做那些可能大家都不太看好的电影或事情。这一次他又做了一个逆势而动，逆行的事情，不仅是回到胶片（指《阳台上》），而且是在大家现在都在拍‘大事的时候，他拍了一个这么‘小的事情。”（1）这番评论准确地点出了张猛一直以来的创作追求，他专注于底层、小人物日常、思考时代与人的关系。对边缘人物的关注，使张猛的影片带有浓厚的“底层叙事”色彩。在张猛的处女作《耳朵大有福》（202x）中导演刻画了一个处于中年危机的王抗美—中年退休，薪资待遇减半，妻子常年药不离身，儿女们又不让他省心。让张猛声名鹊起的《钢的琴》（2021）讲述了陈桂林下岗后，妻子与一药贩子出轨并要求离婚，还要争夺女儿的抚养权，靠组织“草台”乐队艰难度日的陈桂林，仍然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女儿的抚养权。在这两部影片中，导演塑造了一系列社会底层小人物，他们陷于现实生活的泥淖之中，下岗、离婚、生存等一系列问题扑面而来。但他们始终能直面困境，王抗美在下岗之后从各式各样的人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真谛;陈桂林离婚后为争取女儿的抚养权，拉拢起同自己一样下岗的老同事们打造一架“钢的琴”。从这一角度看，《耳朵大有福》《钢的琴》虽然带有一定的颓败的感觉，但是在这种小人物悲凉的日常生活中还涌现着面对挫折的勇气。在《阳台上》这种勇气被人物的懦弱、无力感以及被过于前置的空间感和时代感消解，那种“浪漫写实”被导演转变成了“残酷写实”。《阳台上》仍然讲述的是一群弱者/边缘人的故事。张英雄一家住在弄堂深处的逼仄空间中，连做饭的厨房都安排在了门口的街道上，父亲下岗赋闲在家，22岁的儿子张英雄整日无所事事，依然啃老，母亲没有工作只能在家收拾家务。为了多争取一点拆迁费给张英雄买一套新房子，他们成了钉子户。祸不单行的是，他们“家”拆迁后，政府计划兴建公共绿地，能分到的拆迁费自然有限。父亲在与拆迁组长陆志强对峙中心梗突发去世，于是张英雄暗下决心为父亲报仇。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最终选择妥协，在拆迁合同上签字。娘俩搬进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