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多尔衮教育理念之我见不言之教，无为而治，功成身退，天之道也！——题记历史长河中有太多耐人寻味的故事，太多扼腕叹息的人物，太多发人深省的哲理。如今教育成了每个家庭的必修课，读史使人明智，教育者应当如何“知人者知，从而因材施教；自知者明，从而厚积薄发”呢？翻开历史的画卷，看看这两个聪明绝顶的人物，相似的身份，相似的成就，和同样相似的悲惨结局。明代张居正是与商鞅、王安石齐名的改革家。万历初年，明神宗年幼，他荣登内阁首辅之位后，主持裁决一切军政大事，理政十年，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张居正对于明朝，可谓功比海深、劳比山厚。然而张居正尸骨未寒，万历皇帝转变风向，撤去张居正的一切封号，紧接着抄家平坟，差点演绎出鞭尸的闹剧。爱新觉罗·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是大清帝国的实际创建者。多尔衮摄政时期，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入主中原，拥立年幼福临为君，他先后授封和硕睿亲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病逝后更被诏追尊为成宗皇帝。然而多尔衮病逝后不久，13岁的顺治帝以“阴谋篡夺”，罚多尔衮生前谋篡大位之罪，诏削爵，撤庙享，黜宗室，籍财产入宫。关于张居正的悲剧，自然有万历自身人格不健全的原因。但张居正作为帝师，教育理念、方法难道就没有一点问题吗？据传，一日万历读书，念到“色勃如也”时，误将“勃”读成了“背”，突然听见身边张居正一声大吼：“这个字应该读‘勃’！”碍于张居正当权，万历不敢发作。由此可见万历心里对帝师不是敬爱，而是敬畏，尊其为师，完全是出于需要与无奈。试想十岁的万历不仅是个皇帝，更是一个贪玩的孩子，一个爱偷懒的学生，俗语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年幼的他能有什么过错？张居正担任帝师期间，对皇帝的管教苛刻，对皇帝期望过高，一心想培养一代明君，处处以圣贤之道教导要求皇帝，求全责备，不免适得其反！关于多尔衮得祸的原因，史书归罪为他想当皇帝，乾隆则认为是“诬为叛逆”，归根到底还是他和后继者顺治之间的关系。政治权利的传承，生活上言传身教，多尔衮必然处处影响着年幼的顺治。在生活上，多尔衮对顺治管教甚严，并且清后宫有嫔妃不得亲自养育子女的制度，顺治和其母孝庄被强行隔开了，顺治迁怒于多尔衮；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参与指定了顺治的皇后，加剧了叔侄二人的矛盾。在政治上，多尔衮与皇太极长子豪格因帝位争夺而结怨，辅政期间，多方打压豪格，最终找借口将其下狱逼死，大大伤害了年幼顺治的兄弟之情。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年幼的顺治学到了仅仅是政治斗争的残忍、狠辣和无情。张居正对于万历、多尔衮对于顺治的教育无一例外地涉及到“管教苛刻”的问题，“教不严、师之惰”，教育难道就是一个严肃苛刻的事情吗？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因材施教；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不如好之者。可见教育过程中学生是主体，学习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吕氏春秋·尊师》更论述了“往教者不化，卑师者不听，师操不化不听之术而以强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远乎”的道理。张居正、多尔衮虽用心良苦，尽智竭道以教，但对于学生的心理特征和接受能力考查不深；学生叛逆，“开卷无益”，不免与教育者的初衷南辕北辙。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良对健康同样有害，知识也一样，失败的教育对于双方而言都是痛苦、煎熬。张居正、多尔衮对强势教育理念过度自信，本身政治能力越强，万历、顺治的压力就越大，这股压力逐渐积聚之后，便是排斥，最后演变为仇恨，仇恨爆发后便制造了一系列荒唐。两位能臣均落得个抄家平坟的下场；悲剧延续，万历和顺治也不得善终。张居正和多尔衮都是政治舞台上少有的佼佼者，作为教育者，他们忽视了万历、顺治的学生主体属性，“人之情，不能乐其所不安，不能得其所不乐”。看看这两个悲惨谢幕的人物，两场最为失败的教育，两个影响国家命运的学生，其中因由，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