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深化和发展Summary：20世纪30年代中期，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共和左翼文化人士通过发动新启蒙运动，提出了文化发展的若干重要观点。随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传播，最初从文化角度切入的新启蒙运动延伸到政治领域，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新发展。Keys：陈伯达；新启蒙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共内部不同力量通过不同方式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形成了以中共中央为中心、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国统区地下工作者，这三种力量所构成的“一体两翼”共同发展统一战线思想的局面。除了结束长征落脚陕北的中共中央自在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思想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5年8月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以及在国统区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党员和左翼人士，通过发动以新启蒙运动为代表的理论和政治活动，表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目前，学术界一般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追溯到“八一宣言”，并且对其进行了相对充分的研究；而关于新启蒙运动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意义的研究，却缺乏足够的重视，研究相对不充分。基于这种研究现状，本文以新启蒙---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运动为研究对象，以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陈伯达为切入点，着重研究陈伯达对新启蒙运动的理论贡献、主要观点以及新启蒙运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一、陈伯达对新启蒙运动的理论贡献时代的变更与文化的启蒙往往相伴相生。在民族危难之际、国家图新之时，中共和左翼文化人士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以自由、民主、理性为价值取向，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启蒙运动。时任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部长陈伯达最早发起并全程参与这场运动，期间发表数篇文章，为运动的开展做出了理论贡献。1.指出了当时思想文化界存在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寇侵华的加深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专政统治的需要，国内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严重问题。首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在东北地区建立傀儡伪政权——“满洲国”。此后，在东北地区积极推行愚民政策，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从精神上奴役人民。“而这种数千年来的统治传统思想，目前却正成为帝国主义者（特别是东洋帝国主义者）和卖国贼用来奴役中国人民意识的有力工具。”①同时，各式汉奸也在通过不同途径比较隐晦地传播汉奸文学，主张不抵抗，主张联敌亲敌。其次，国民党“北伐”之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为实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使人民安分守己，俯首听命，提倡复古、尊孔。第三，虽然此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但仅限于哲学原理的辩论和“主义”之争，没有形成具有号召力、凝聚力，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面对这种文化环境，在国统区工作的中共理论家陈伯达，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文化环境的腐朽性，并且着意将文化问题放在更大的视野中考察，特别是将其与现实政治勾连起来。陈伯达指出包括自身在内的“新哲学者”存在的问题，“关于哲学的写作中，也还没有很好地和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没有很好地用活生生的中国政治实例来阐释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更充实起来……这样，新哲学就容易变成空谈。”②既然思想文化界存在诸多问题，就要通过一种方式、运动来解决问题，新启蒙运动也就应运而生了。2.指出了新启蒙运动的运动纲领作为运动纲领，必然包含着运动的中心思想、领导者以及目标。这一系列的内容在陈伯达关于新启蒙运动的文章中都有论述。关于在启蒙运动之前为什么要加一个“新”字，陈伯达在《论新启蒙运动》中把这问题说得很分明：“五四时代的口号，如‘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的口号，仍为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所接受，而同时需要以新酒装进旧瓶，特别是要多面地具体地和目前的一般救亡运动相联结。”③所以新启蒙运动之“新”，就是把“五四”这瓶酒接过来，倒掉其中的不合当时适宜的“五四”之酒，而装进“新启蒙”之酒。说得更明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