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刑社会化的价值根底关键词：行刑社会化/价值根底/人道/民主/效益内容提要。以罪犯复归社会为目标的行刑社会化，集中表达着行刑的人道价值。行刑社会化既是法律的民主价值的具体表达，又是在行刑领域实现法律的民主价值的重要手段。行刑社会化是合理配置刑罚资源、促进刑罚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因而行刑社会化具有效益价值。行刑社会化是二战后兴起的一种刑罚思潮，它主张为了缓解监禁刑所固有的封闭性同罪犯重归社会之间的矛盾，而尽可能慎用监禁刑，推行社区处遇方式，同时适度弱化监狱的封闭性，扩大监狱行刑的社会参与，以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行刑社会化作为刑罚权运作的一种理念和模式，对其价值根底进行探讨十分必要和重要。正如美国法理学大师庞德所指出的，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1]行刑社会化的价值蕴涵是十分丰富的，笔者以为，其最根本的价值表达在人道、民主、效益三个方面。一、行刑社会化的人道价值人道一词与人道主义这一概念是紧密联系的。人道主义〔humannism〕一词源自拉丁文humanistas，在古希腊时意指一种身心的全面训练，以使人有教养、有文化从而与野蛮人相区别。虽然人道主义的思想蕴含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但其真正成为系统的思想体系，成为普遍的价值观，却始于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人道主义的实质是“人如何对待人〞，人道主义的中心在于“人〞，以人为根本目的和最高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关注人的权利，促进人的幸福。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大大推动了近代以来的刑罚改革。行刑开展的历史也就是不断人道化的历史。我国学者陈士涵将行刑实践中的人道主义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关心和改善罪犯的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医疗、卫生、体育等，这是行刑人道主义的最根本的层次。第二，尊重罪犯的人格，维护罪犯的人权等，这是行刑人道主义的较高层次。第三，使罪犯的人格得到改造并健康开展，实现其作为人的价值，这是行刑人道主义的最高层次。[2]上述第三个层次的行刑人道主义，实际上蕴含着行刑社会化思想，因为人格改造的目标正是使罪犯复归社会。可以说，行刑社会化同行刑人道化是密不可分的两个命题，美国学者d·霍吉斯在考察了人道主义的渊源及流变以后，曾经一言中的地断定，人道主义传统的中心就是关于人格的全面开展的观念。[3]以人格矫正为前提、罪犯复归社会为目标的行刑社会化，集中表达着行刑的人道价值，可以说是行刑人道化的深层展开和必然归宿。在领会行刑社会化的人道价值时，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人道价值具有终极性意义，不能在工具意义上理解人道主义，在人道之上再设置其他目的。实践中有人把对罪犯的改造作为行刑人道的目的，将对罪犯的人道待遇视作效劳于感化和改造的手段，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对罪犯的人格改造是人道价值的重要表达，但并非因改造罪犯需要才实施人道主义，恰恰是人道主义的开展孕育出人格改造的思想，如陈士涵先生所言，人道主义才是人格改造的母体。[4]曲新久教授也精辟地指出：刑罚人道主义，作为一项原那么，作为一项伦理精神，它不仅不是一种手段，而且还不是一种功利目的，相反，它是判断功利目的与手段是否合理与正义的尺度。[5]其次，要理性地看待行刑人道主义，协调好行刑的惩罚性同行刑的人道性之间的关系。惩罚是刑罚的内在属性，行刑总是意味着对罪犯的某些权利、自由的剥夺或限制，必然会给罪犯带来一定程度的痛苦。正如陈兴良教授指出的，尽管现代社会刑罚已经轻缓了，但只要刑罚存在一天，它给罪犯带来的就只能是痛苦，问题仅仅在于：如何把这种痛苦控制在人的尊严所能接受的限度之内，这就是刑法的人道性。[6]行刑人道性同行刑惩罚性之间是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它们在罪犯改造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单纯的惩罚降低了罪犯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抑制了他们人格完善的原动力，甚至于加剧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对立，强化其反社会心理；而人道主义的感化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惩罚的负效应，激活罪犯悔过自新的进取心。但另一方面，不能片面地、过分地强调行刑的人道性，尤其是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的经济开展水平去追求罪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