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流动机制比较及启示摘要：当代中国人口流动是在二元社会结构体系下发生的流动，户籍管理制度不但是强制人口流动的手段，而且是限制社会流动的枷锁；同时，现行的人口流动是在经济相对不发达或社会发生危机条件下的被迫性流动。我们选择建国后三次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比较和分析，认为人口流动必须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按照“市场理性”的原则，让流动者自主选择流动的路径；否则，缺乏社会经济基础的政府主导的流动，必然造成社会动荡和资源浪费。关键词：人口迁徙；流动机制；路径特点；市场理性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3-0114-06人口迁徙(注:词源上，“迁徙”是指多种鸟类依季节不同而变更栖居地区的一种习性：“迁移”是指动物进行一定距离的移动的习性；迁徙可能回到原栖居地，迁移一般是离开原栖居地，到新的地方居住。流动是指人和动物的运动，包含迁徙和迁移，范围最广泛。运用到人口流动上各自的含义有所不同。我们将三次人口流动称为“迁徙”因为前两次从大的时间范围看，都回到了原住地，现在的农村人口流动更具有候鸟式的特征。)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既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又有利于个人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国内外的移民史也告诉我们，移民是当地社会的新鲜血液和最活跃的力量，经济越发达，社会的流动化程度就越高。建国后，我国的人口流动频繁，规模庞大，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正常生活影响强烈。小规模的流动次数难以精确统计，千万人以上规模的就有三次，即：1958年至1962年的***运动和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的精简下放；1968年至198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农民工流动。我们择其比较，因为它波澜壮阔，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过程和普通家庭生活命运；我们探讨其流动机制，有利于揭示人口流动发生的内在原因和驱动力量，使人口流动更好地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一、建国后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情况概述(一)第一次人口大迁徙(1958-1962年)――***和三年暂时困难时期1949年到1957年，我国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五年的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两个阵营”冷战背景下，如何快速发展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竞争，创造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这是摆在我国领导人面前的主要问题。当时我党没有完全建立起经济发展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思想，从1958年起，在急于求成、急于赶超的“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农村大力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城乡各地大办工业、大办钢铁，大批农民经招工进入工矿企业，城镇居民人口极度膨胀。1958年一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猛增到4532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2000多万。城镇人口由1957年的9949万猛增到1960年的1.3亿多人，3年增加3124万。同期所增人口中约有90%属于机械增长，其中2000万来自农村，流动期主要集中在1958年。违反经济规律的实践必然失败。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减产，农产品供给短缺，工业经济效益下降，国家无力负担庞大的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在经济形势处于危急关头，国家被迫从1960年底开始将1958年以来新招职工中的原农村人口大批下放回农村。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共下放城镇人口2600多万，其中职工2000多万，干部100多万。当时的提法是“增强农业战线的劳动力”。这是中国人口流动中的第一次逆向大迁徙。(注：由于***和困难时期的统计数据不全、不实，迁徙人数的数据各个研究者有所不同。请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的《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李若建的《***与困难时期人口迁徙初步探讨》，陈理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60年代初精减职工、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决策的研究》。)(二)第二次人口大迁徙(1968-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时期建国后，党和国家一直倡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规模较小，方法较为温和，对社会和城镇居民的影响不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变味和转折在于1968年12月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