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思想及其历史启示—兼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2014-09-0509:19来源：人民论坛作者：邓海成高峰【摘要】洋务派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在比较中西文化异同的过程中，作出了“体用”的价值判断，提出了“中体西用”思想。“中体西用”是调和中西文化的一种理性文化抉择，是动态发展的文化观，是洋务运动的理论框架，理应是整个运动的指导思想。重新解读“中体西用”思想，对当今社会改革和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关键词】“中体西用”洋务运动指导思想【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一场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开始的向西方学习的自强御侮运动。“中体西用”思想是调和中西理性的文化抉择，是动态发展的文化观，是洋务运动的理论框架，它指导着整个运动的发展，并决定了运动的最终命运，理应是运动的指导思想，但仍有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面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冲突，重新解读“中体西用”思想，厘清其发端发展的路径及其失败的历史原因，以期给今天的社会改革和文化创新提供些许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从时间上看，1895年4月，沈康寿在《万国公报》发表文章首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后，孙家鼐筹议京师大学堂，张之洞改革两湖书院，梁启超起草大学堂章程，都使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然而，系统深入地进行阐释，集“中体西用”理论之大成者，还得数张之洞。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给“中体西用”下了确切的定义，将“中体西用”思想理论化。在他看来，“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①。”这就从位置和功能两方面论证了中西学之间的关系，使得“中体西用”更具体更系统也更凸显其理论意义了。“中体西用”思想由张之洞在甲午战后系统地加以阐释，并由光绪皇帝下诏颁行天下而影响全国。但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一种文化观念，一种匡时救世的文化政策，却是19世纪下半叶先进中国人的基本共识，更是洋务派在中西文化碰撞后采取的文化选择模式。张之洞只是当时“最乐道之”者，而非他人不道也。学界普遍认为，冯桂芬是第一位提出“中体西用”主张的思想家。1861年，他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②可以说这是“中体西用”思想最原始的表达。而后，李鸿章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奏折中认为：“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③薛福成、王韬二人则是用“道与器”和“形而上下”的概念来表述其“中体西用”思想的。在郑观应看来，“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④作为晚清普通海关职员的李圭对“中体西用”的阐述更具独到之处，他认为：“今日翊赞宏图，有不当置西人之事为而弗取也。是道德纲常者，体也；兼及西人事为者，用也。必体用皆备，而后可备国家器使，此尤今之所不可不知者也。”⑤足见，李圭此时的“体用观”已明显进步于冯桂芬的“主辅论”。由此可见，洋务人士在阐释中西学之间的关系时，尽管在表达称谓上表现出不一致，但究其思想本质而言，却如出一辙。据此，我们认为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体西用”思想，在中西学的功能地位上始终强调“体与用”、“本与末”以及“主与辅”的关系，它是一个动态的中西文化观，它贯串于洋务运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并一直影响着后来的维新运动的发展和“新政”改革的进行。“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过后，时人皆叹“天下之局大变”。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当务之急，于是采西学、制洋器、设船炮局、聘请西人技师等活动次第展开，借诸国富强之术以自强之风骤然兴起，一度“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蔚然成风。⑥然而，不管是“采西学”“制洋器”以期“求强”，还是“立工商”“兴商务”以望“求富”，没有先进的科技知识，没有精通西学的人才，大清帝国富国强兵的梦想也终难实现。早在1864年，李鸿章就致函总理衙门提出调整科举考试制度的主张，意在强调尽快培养懂洋务的人才。1875年，郭嵩焘在《条陈海防事宜折》中指出：“诚使竭中国之力，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