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弘磅礴四条屏百年翰墨集珍中国嘉德5月15日隆重举行31堂百年书法作品的表现形制，随着历史发展不断演化，有手卷、横幅、册页、扇面、条幅、中堂、对联、条屏、斗方等，不同的形制彰显着不同的场域精神与文化意涵，并与书家的创作意念息息相关。此中，展陈于居室空间核心的厅堂且规模气象最为恢宏大方者，莫过于条屏。条屏由条幅组合而成，每条尺寸须完全相同，条数一般都是偶数组成，最常见的为四条，依序为六条、八条、十条、十二条，依序排列而悬挂，屏条间衔接处，以不露墙壁为原则，因此在装裱上，地杆无轴头，两端以色锦包封。条屏的美感形式，囊括有纵向单幅与横向通幅，既可单件条幅观之，又能巧妙地将全卷字面连接相合，单幅彼此间具有和谐统一的美感，通篇整体更有着磅礴大气、壮阔精神。在书写内容上表现灵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条屏内容为一整体性，一首诗词或一篇文章，为一位作者；一为各条内容各自独立，自成格局，书体可同也可不同，不限于单一作者，可以是每条皆属不同作者，各条联属间既相谐也有着相互竞美之感。就创作者来说，于创作上难度更高且更具挑战性，除了单幅作品的表现，亦须考虑多幅间的左右联属关系，进而连接到通幅一气的整体美感，不论是整齐庄重的篆、楷、隶书，或是参差错落的行、草书，章法布局里整齐中见变化，变化中有和谐，洋洋洒洒，恢弘壮丽。条屏创作之难得，可兼善各书体之美与集众家之美，创作者不苟作，若有上款人，该人必是当时的重要翘楚或是深厚知交。条屏绝非率性墨戏或应酬之作，是为书画家深富创作意识的巨构大作，今世吾辈不可等闲视之。考其源流，条屏之制可上溯于书法屏风。在文献记载上，梁简文帝答萧子云上飞白书屏风书曰：“得所送飞白书缣屏风十牒，冠六书而独美，超二篆而擅奇，乍写星区，时图鸟翅，非观触石，已觉云飞，岂待金，便睹蝉翼，闲诸衣帛，前哲未巧，悬彼帐中，昔贤掩色。”梁代庾元威《论书》记：“余经为正阶侯书十牒屏风，作百体，间以采墨。当时众所惊异，自尔绝笔，惟留草本而已。”在徐浩《古迹记》载：“至（唐）中宗时，中书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真迹，敕赐十二卷，大小各十轴，楚客遂装作十二扇屏风，以褚遂良《闲居赋》、《枯树赋》为脚，因大会贵要，张以示之。”书法屏风的形制为皇室贵族阶级所专有，绝不苟作，并慎重地展示于大堂，载于史册，其重要性不言可喻。进入唐朝后，相关记载愈多，书法体例表现多样，透过帝王和书法名家的参与，书法屏风亦由庙堂扩大进入到上层文人社会，成为风雅习尚。到了明代，居室的厅堂空间向高耸发展，作为主要家具的屏风，其功能性削弱，挂轴与屏风的形式相结合，产生了条屏的装裱方式，与高堂大屋相应的精彩巨幅书作条屏在书法史的舞台上登场，如：张瑞图《书米芾西园雅集图记》十二条屏（207×54.6厘米×12，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傅山《晋公千古一快》四条屏（201×51厘米×4，晋祠博物馆藏）等。家宅居室的空间之尊――厅堂，是为接待外宾与家族齐聚的重要公共空间，条屏陈设展示于此间，是为上得了厅堂的大作，对于创作者而言是为最好的才性宣传，对于主人收藏者而言是为最好的文化表彰，体现出主人家的社会地位与学养品位，创作者与藏家两相匹配，深具非凡意义。清至民国近代，条屏盛行，纵向尺度在两米以下，以条屏为代表性的书法幅式成为厅堂陈设的常规。条屏的量词为“堂”，具有深刻的象征意涵，一堂四条屏、一堂六条屏等，以四条为多，因而“四条屏”也被习称为“堂屏”，成为书法条屏的代表性幅式，亦最受追捧；其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先民由四方、四时乃至四象等自然观念，加以延伸至四书、四德等“四”的丰富文化哲思有关。清末民初时期，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剧变期，政治、社会、文化产生巨大---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变革，不同的思潮迸射激荡出最绚丽壮美的火花。书法史传习千年，近代民国成为百花齐放之繁盛竞美时期。清末取消科举取士制度，打破八股文思想禁锢，也使得制式的馆阁体加诸于书法的千年桎梏解除，使得碑学得以迅速扩张；加以殷墟甲骨文、青铜器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