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答“钱学森之问”：中国如何缔造一流大学、中国如何培养一流科技人才范良藻2009年10月31日是个令人悲痛难忘的日子，钱学森先生走了。次日凌晨，京城已是银装索•裹，-•路缓行至先生居所，在灵堂和先生告别，从此大上人间。时仅隔二日，《人民口报》文化版发表了《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现将要点摘录于下。先生说：“中国还没有人学能够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受封建思想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或者敢不敢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说过的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的学生就是要创新，没有创新，死记＜1更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我今年90多岁了，想到了中国长远发展的东西，忧虑的就是这一点”。先生对中国科教现状的忧虑和期盼你深有同感吗？这份沉默了4年的人间留言，充满了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它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我们该怎么办？马克思说：“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公平、公正地回顾过去的60年，不要把极左思潮、十年文化专制上义和在这-历史时期广大优秀共产党员奋斗牺牲、建设新中国的贡献等同起来；不要把当今部分心员腐败和封建补会遗留下来的它僚体制与党中央领导的改革开放、励精图治等同起来；不要把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历史挫折和人类对科宁补会上义的理想等同起来。在市美国发端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知识分子除髙举爱国丄义和民族丄义的旗帜,衣党中央领导下奋发图强、走钱学森毕生走过的强国之路外，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应该本着一个向前看的心态，共赴时艰，來迎接中华比族科技复兴的光辉前景。新中国建立六十年吾国科技政策的变迁据于光远在《科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披露：上世纪50年代，在全面向苏联学习时期,毛泽东不同意采収“院士治院、教授治校”这一通行世界的理念，决定仍用管理政府机关的方法來管理科学事业、管理人学。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外行领导内行为内行领导内行。然而，在人学仍执行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仍用管理政府机关的方法來管理人学。2002年后，党中央提出一系列与科教兴国战略相关的管理科技事业的新方针。2003年11月7日，在庆祝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的人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自主创新，牢牢掌握尖端技术发展的主动权。”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说：“我是支持基础研究的，因为任何应用和开发都以基础研究为动力和源泉。”上述情况表明，党和国家领导已明确指出了科学研究的任务、目标、途径和方法。八年过去了，我们在科学工程的建树上成绩辉煌，但在“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依然乏善可陈。国人何时能得诺奖，更是无从谈起。多年来，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多在70岁以上，成果的获得多屈昔日辉煌。中国本土果真没有杰出发明创造人才吗？我们的中青年科学家竟然没有一个能登上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吗？我们真的应该深思。记得上世纪50年代斯人林曾说：“政策决定了以厉，干部决定一切，T部决定了以后技术才决定一切。”当今，我国学术腐败盛行,板子难道不该打在“干部决定一沏”这个环节上吗？官员不问责，事业办砸了，换个岗位照样做官。尤其荒唐的是，不知哪位长官发明的，用发表文章的多少作为褒奖成果的依据，于是学者们把基础研究异化为写文章，官员们则说写文章就是基础研究。而那些真有创新思想、勇于质疑的投稿则被视为洪水猛兽，一律拒之门外。国家颁布的科技政策被“你好、我好”的“圈子内的潜规则”所扭曲。大量科研经费消弭于无形；作不出成果，有的所长先生还怪罪国家投入不够，这不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吗？中国本土人才为何步履艰难中国有没有出类拔萃的科技人才，这难道还需要讨论吗？但是中国的创新人才总是“冒”不出来，这倒是不争的事实。所谓一流人才，钱学森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应是一个标高和榜样。上世纪3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