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120年的回顾与反思120年前，1898，清朝光绪皇帝毅然下达《明定国是诏》曰：“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于此，中国开启了撼动中外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举其荦荦大者，计有：·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更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解除报禁（允许民间创立报馆）·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及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设高等学堂，府城设中学，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商、铁路、矿、茶务及蚕桑速成学堂·派遣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文、·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命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倡办实业，促进生产。·允许私人开设军事工厂…………戊戌变法，旨在变中国为君主立宪国家，汇入世界文明主流。惜乎国运不济，功败垂成。103天维新之舟，骤然翻转，宪政遽行夭折，百日维新，永留历史之憾。然而，也正是自该年起，戊戌之火种，植入了中国的精神中枢。120年来的戊戌主题及其变奏今年，2018，又是戊戌年了。两个甲子已经过去。中国的近代舞台上经历了多少轮回！以戊戌变法的视角透视120年来的中国政治史，人们发现其中充斥着戊戌事件的种种变奏。120年间的不少政治博弈，都可以找到与当年似曾相识的政治力量和政治逻辑。而在每一轮回中，都依稀可见自己的慈禧，自己的光绪，自己的康梁。可以说，有一个基本的戊戌主题贯穿着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这一主题幻化成各个变形的“戊戌事变”。这点特别明显地呈现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格局中。不幸的是，在多次博弈回合，常常是“慈禧”战胜“光绪”、“康梁”，即“后党”战胜“帝党”。人们可能还记得文革中那篇文人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清宫秘史〉》文章。那是射向刘少奇的致命炮弹，是文革主题的宣示。文中对光绪及其帝党的深恶痛绝跃然纸上，反衬出了浓重的慈禧后党心结。在他们的词典中，帝党亲西方开启国门而后党反西方封锁国门，是故帝党“卖国”而后党“爱国”（后来还加上了义和团）也。由是观之，除慈禧外，毛泽东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反戊戌维新的象征符号。他在文革前整肃彭德怀及文革中整肃刘邓、林彪、周恩来（批儒）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若隐若现，我们不难瞥见慈禧与光绪的身影，作为一代代“戊戌后人”，他们联袂演出了一幕幕“戊戌”活剧。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闭关锁国，与西方主流世界为敌，内则以阶级斗争为纲，”国民经济几乎陷于崩溃，经历这三十年的“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终于想明白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先解决吃饱饭问题是才是当务之急，于是有了改革开放之举。我们记忆犹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而启动的新洋务运动以及半吊子戊戌变法。虽是半吊子——“曲折往复，进二退一”——然而，毕竟非止于百日，而是十年之痒，挠得神州风生水起。之后，八十年代晚期又是一典型的活生生的戊戌帝党和后党剧的重演。中国近代这一系列“戊戌事件”的变奏，其幽暗的结局在心理上给了多数中国政客一个强烈暗示，即主张开国门睁眼看世界的“光绪”们多是悲剧性落幕；而闭关锁国的“慈禧”们却常常得手。对于后世政客而言，何去何从？结论不言而喻。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曾说过，历史事变和人物，如果重复出场，那么，“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如今称之为“地缘政治大衰退的时代”。不确定性空前高涨，已临绝境的意识形态死灰复燃，宗教极端主义再度肆虐。人类如此迷茫失路，是二战结束后七十多年来所少见的。这是一个正在复活冷战意涵、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国家主义重新强劲的历史阶段，亦是大混乱与大重组的过渡时期。过去天经地义的东西普遍受到嘲骂，二战之后确立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秩序面临挑战，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尽皆彷徨无依，陷入迷魂阵中，不知出路，无所适从，把八十年代的“维新变法”和“洋务运动”的成果一一付诸东流。十九大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