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邓肯”的传奇人生“我一直在寻找中国舞蹈的根”在中国舞蹈界，有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人们称她“戴先生”。她在抗日战争之际从英国风尘仆仆地归来、以舞蹈家的身份活跃在抗日救亡的舞台上；她亲手创建了解放后第一所芭蕾舞学校――北京舞蹈学校，开创了中国舞蹈教育的先河：她曾担任第一任国家舞蹈团团长、第一任中央苞蕾舞团团长、第一任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戴爱莲，这个被称为“中国邓肯”的著名舞蹈家，今年原本适逢九十大寿，然而，她却在元宵节前夕悄然离去。围绕她的艺术与人生的传奇般的故事，也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最后的日子戴爱莲的寓所，坐落在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的华侨公寓。在她家简朴而宽敞的客厅里，黄永玉的彩墨荷花、李铎“德艺双臻”的题词、叶浅予专为她创作的舞蹈国画，似都在诉说着这位女艺术家多姿多彩、充满传奇的一生。戴爱莲的好友兼助手吴静姝告诉记者，戴爱莲是去年9月住院治疗的，当时她主要的症状是腰疼、关节疼，浑身无力，严重的时候不仅不能走路，连翻身都很困难。后来经过检查才发现，她的骨结核已经很严重了，对症下药之后，病情有些好转，但反反复复。后期她的全身器官衰竭，有时输液时她着急地叫：“不要，不要，我要当一只自由的小鸟。”吴静姝鼓励她，要与病魔战斗。她在思维清楚的时候还表示：“好吧，我战斗。”弥留之际，她嘱咐说，要把全部个人财产―包括房产和存款捐给国家。戴爱莲的寓所非常简朴，没什么时兴的家具和电器。她的生活方式也非常简单，几片面包，一份沙拉就是一顿饭，长期生活不规律也是她患病的原因之一。叶浅予的女儿叶明明介绍说，晚年的她几乎不出家门，每天的生活就是白天看英文报纸和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晚上看网球，因为欧洲网球比赛的转播时间都在夜间，戴爱莲也跟着熬夜看。叶明明说：“她的晚年很孤独。”受命危难之间1940年，24岁的戴爱莲经援华运动委员会介绍，从英国回到香港。当时，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消息：“中国舞蹈家从英国学习归来，到了香港”。消息传开没多久，宋庆龄就派她的秘书廖梦醒给戴爱莲捎来口信，约她见面。戴爱莲非常兴奋，见面后宋庆龄热情地邀请戴爱莲参加“保卫中国同盟”，并为她和另一位艺术家专门安排了一场演出，为抗日战争募捐，顿时名声大振。后来她又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汲取民族舞蹈的营养，并于1946年在重庆推出一台“边疆舞蹈大会”，轰动一时。戴爱莲因此被称为“中国邓肯”，应邀到美国演出、讲学，成为中国芭蕾舞奠基人之一。在香港，戴爱莲与新结识不久的画家叶浅予相爱，并准备结婚。当时戴爱莲原本准备在她的亲戚家里举行婚礼，但由于亲友太多，作为主婚人的宋庆龄决定让他们把婚礼改到她的办公室举行。婚礼结束后，宋庆龄还特意为戴爱莲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让她和叶浅予到重庆时去找周恩来。1949年初春的一天，听说解放军要从西直门入城，她骑着自行车赶到了那里。“围观的市民和学生很多，我跟着队伍一直走到北海后门。解放军停下来休息，大家席地而坐。这时，北大、清华的学生发现了我，有人喊起来：‘爱莲，跳个舞吧!’我就在围出的场地上跳了起来，大家都非常兴奋。”在戴爱莲小客厅的书架上，摆放着一些老照片。一张黑白的宋庆龄的照片，摆放在显眼的位置。戴爱莲说：“宋庆龄是我的老朋友，我很怀念她。”那份深情溢于言表。从劫难到复出新中国成立后，戴爱莲担任了几个舞蹈团体的负责人和新创建的北京舞蹈学校校长。她以高超的编舞技法对流传于陇东、陕北的民间舞“荷花灯”进行再创造，创作了《荷花舞》；她取材敦煌壁画、借鉴京剧中的长绸舞，创作了双人舞《飞天》。1953年，《荷花舞》在柏林世界青年联欢节参赛并获奖；1955年，《飞天》在华沙世界青年联欢节参赛并获奖。这两个舞蹈都被公认为“20世纪经典”，成为传世之作。刚刚步入中年的她，事业如日中天。但是“***”的爆发，打碎了她的梦想。50多岁的她，被迫在“五七干校”种地、喂猪，和壮小伙子干一样的活，身体一度几乎垮掉。“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两次想到---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自杀。”戴爱莲停顿了一下，紧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