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法的发展（南开大学法学院丁XX）摘要：本文中，主要介绍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犯罪圈中的一些罪名，重点介绍了它们与我国刑法罪名的一些区别，并且说明了我国在将后的刑法修改中应如何做，才能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接轨，与国际社会刑法主流思想相符合，使我国的刑法更加臻于完善。关键词：贿赂本国公职人员、影响力交易，滥用职权、受贿、行贿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于2003年10月第58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第一个全球性的反腐败法律文件。从此，全球性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有了法律根据。《公约》中的犯罪圈罪名如下：贿赂本国公职人员，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公职人员贪污、挪用或者以其他类似方式侵犯财产，影响力交易，滥用职权，资产非法增加，私营部门内的贿赂，私营部门内的侵吞财产等。我国的刑法虽然对《公约》中的罪名基本上都有规定，许多罪名都与《公约》中的罪名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但还是与其有较大差别，没有完全与国际社会接轨。也有些《公约》中的罪名，我国刑法中没有设置，譬如“影响力交易罪”。另外，《公约》中有些罪名的具体内容与我国刑法的一些罪名规定的具体内容不完全一致。关于《公约》中的贿赂本国公职人员罪，在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罪名有受贿罪和行贿罪。但是贿赂的范围，我国刑法的规定与公约里规定的范围不一样。《公约》中将贿赂的范围规定为“不正当好处”，而我国刑法却将贿赂的范围仅限于财物。这种狭小的财物、物质利益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以致我国出现的一些新型的受贿罪和行贿罪不好断定，需要大量的司法解释。例如，送洗浴卡和健身卡等，以及一些企业或单位承诺给公职人员的子女或亲戚优惠待遇或职位等。因此，我国刑法把贿赂罪的范围仅仅局限在财物和物质利益上，既没有合理性，也与世界的立法趋势不相符合。所以，在将后的发展中，我国刑法应该把行贿罪和受贿罪的贿赂范围突破财物的狭隘界限，把有形的、无形的，物质性的、非物质性的利益都容括进来。这样，我国的受贿罪与行贿罪才会趋于完善，更好地应对新型出现的受贿和行贿的手段方法，才能与世界的立法大趋势相符合，做到与《公约》中的贿赂本国公职人员罪相一致，与国际社会刑法的主流相接轨。至于《公约》中的公职人员贪污、挪用或者以其他类似方式侵犯财产罪，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罪名有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等，其中贪污罪与《公约》小规定的没有多大区别，但关于挪用方面的，我国刑法中的规定与《公约》中的规定有较大差别。《公约》中的挪用是指挪用其因职务而受托的任何财产、公共资金、私人资金、公共证券、私人证券或者其他任何贵重物品，也就是说它挪用是指任何有价值的财产，而我国刑法规定的挪用公款罪仅指挪用公款，不包括私人资金、证券和其他贵重物品等，其范围过于狭窄，不利于对受托的财产的保护和严格要求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因此，我国的刑法在将后发展中，挪用公款罪有待血临被修改的命运，做到与《公约》对接。关于《公约》中的影响力交易罪，我国刑法中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受贿罪和行贿罪与其有点类似，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也与似乎其有点相似。但它们与其还是有十分大的差别。例如，行贿罪行贿的对象是公职人员，而影响力交易罪行贿的对象是具有或被认为具有对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的影响力的任何人。受贿罪的主体是公职人员，而影响力交易罪的主体不仅是指公职人员，而是包括具有或被认为具有对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的影响力的任何---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人，其主体范围更大；另外，受贿罪是指公职人员利用其便利条件，为请求人在任何范围内谋求利益（包括正当利益和不正当利益），而影响力交易罪是指公职人员或其他任何人仅利用其影响力，为请求人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不正当好处。影响力交易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差别比其与受贿罪的差别更大：首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是公职人员的近亲属和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以及离职的公职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而影响力交易罪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