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组织在善治中的角色作为公民社会最活跃的代表，公民社会组织(CSO)或非政府组织(NGO)与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相比较而言，既有至关重要的优越性，也有着致命的缺陷。这些优缺点可以大略分为“合法性”与“效力”两大类。后者意指灵活性、“草根”经历和流动性，而前者则包括大众的信任、责任与代表性。自由与灵活我们知道，自由往往与创造性息息相关。非政府组织比政府机关更少受规则、传统、利益及程序的束缚，因此，它们更容易致力于社会风险投资、难以测度前景的事业和充满相当风险的工程。如果有必要，它们可以比那些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更长时间地抵制公共舆论的压力，毕竟政府官员要更多地受到选区和选民的影响。在寻求各部门之间的合作、调解相关事务的处理等问题上，非政府组织比政府及其机构更富创造性。许多自由产生于下面的事实，那就是，多数非政府组织-就其自身性质而言-是单向度(即目的)的组织，它们能够更有效地集中它们的资源来达至它们的目标，而不需更多的妥协和折衷。而一个试图获得选举成功的政治家却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折衷和调停，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中寻求平衡。信任与合法性由于经常倡导或推动一些大众认为有价值的议题-正如“透明国际”(TI)所做的那样-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口碑也甚佳。多数情况下，非政府组织不受商业利益与政府影响的束缚，这种独立使它在不妥协的道德与职业权威方面拥有较高的起点。对于一些有争议的话题-从违反人权到环境污染-公众可能更期待从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而不是政府机构或商业法人那儿获得公正的信息，因为后两者所关注的除了“事实”以外可能还有其它东西。在指导和监督方面，非政府组织组织由于职业和道德上的权威也较有优势。当然，我们都知道这种信任是多么的脆弱和敏感。赢得一个好名声需要非政府组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而只需一个小小的失误就能使其功亏于篑。“草根”经历对工业社会的发展而言，拥有“草根经历”的非政府组织是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不可多得的合作者。由于双方都信任它，因此它可以在地方社区和投资方之间修筑一些必要的沟通渠道。另外，非政府组织还可以提供一个发展和辅助的机制，它对事情的进展情况起着良好的反馈作用。拥有地方根基的公民社会组织甚至可以动员那些对发展方案原本无用的本土资源。流动与快捷凭借便利的信息渠道，以及高速贮存、管理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公民社会组织已经获得了显而易见的、动员公众舆论的巨大力量。实际上，信息技术与公民社会组织网络沟通的水平方式之间已经实现了完美的对接。在新技术的帮助下，“事实社区”(virtualcommunity)出现了，它跨越了地理、政治和文化的边界，围绕着利益与关系而产生。世界任何角落的人们-无论有多遥远-都可以迅速地就他们所关注的话题展开商谈。公民社会组织要想确立公民社会在全球(和地方)公共政治领域中地位，流动与快捷是重要的资源。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有利于加强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强势也可以转变成为非政府组织的弱势。一方面，自由、流动与快捷可以使它们的日常生活的运作日益简洁、高效，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引发了关于责任、使命、选民、义务和支持等合法性问题。代表：神话与误解使命(mandate)与义务是所有善治(goodgovernance)的奠基之石。非政府组织以及其它致力于公共政治决策的公民团体，都必须明确以下两点：1、它们的真正使命是什么?2、它们要向谁负责?通常，与政治家和政党不同，人们的回答是“代表人民”。这种一般化的回答-用“我们人民”这种称谓-不仅是虚假的、令人误解的;也削弱了公民社会组织的可信度和严肃性。另外，这些提法暗示着政治家和公共官员不能“代表人民”，他们整体上讲在道德上低于公民活动家。尽管我们对一些政府官员的腐败与不道德行为耳目能详，但这种一般化的回答仍是不真实、不公正的。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公民社会是对代议制民主以及与代议制民主息息相联的参与民主的一个补充，而不是对立之物。公民社会与参与相关，而议会民主则与代议相关。公民参与的“公民政治”与代议制的议会“政党政治”之间存在着一个动力机制，既相互补充，又充满张力。公民参与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