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侠僧回忆国军38军17师故县起义三十八军十七师故县起义前后刘侠僧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三十八军十七师经过十多年的流血牺牲，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使命，并获得党中央允诺起义了！回到了党的怀抱，加入了人民的大家庭。当时起义的工委几位负责人梁励生、徐又彬、朱曼青三同志都已先后去世。他们几位对部队起义的功绩是不朽的，值得永远纪念的。由于当时环境所制，起义的全部情况，难以具体说清，现仅就我接触的情况陈述于后：一、当时的形势第二战场已接近尾声，日寇已到穷途末路，战场上首尾不能相顾。抗日战争已到最后阶段，敌后解放区迅速扩大，人民军队力量不断加强，抗战形势一片大好。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一贯执行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政策，准备夺取抗战胜利果实。要独吞胜利果实，就得清除杂牌，消灭异己，准备全力对付解放军和革命根据地；他们蓄谋已久要报“西安事变”之仇，所以不得不首先向杨虎城的原部，第四集团军，三十八军所辖部队开刀。国民党反动派在八年血战中，绞尽脑汁，使尽各种毒辣手段，把这支抗日人民武装派往最艰苦的第一线，利用日寇之手消灭这个部队，未能实现；又用派进来，分化瓦解，拉拢腐蚀，离间收买等卑劣特务手段，皆告失败；最后用调虎离山之计以明升暗降的恶劣手段调走部队的老领导，派来亲信，反共顽固份子来扼杀消灭这个革命部队和我们地下党的组织力量。仅在1944年所采取的一连串的恶劣手段有：1、1944年3月之前国民党反动派，藉调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同志去重庆“受训”之机，即任命反共份子张耀明及随带部分军官，来接替三十八军的工作，不等赵寿山军长回部队移交，他们已经到任，向部队开始了破坏活动。2、张耀明首次召集部队连以上干部“训话”时，就大肆漫骂共产党，公开指出“部队有嫌疑份子，共产党员不少”，并突然提出：“谁是共产党员举手”，“谁报告共产党员尝钱多少多少”，“谁杀了共产党员提升三级”等等反动言词，气焰十分嚣张。3、部队形势恶性循环化后，工委书记蒙定军同志，工委负责人郝克勇（范明）同志先后革命离开部队返回西安和延安工作；前方工委工作以后由梁励生、徐又彬、朱曼青三同志具体负责。4、五十一团一营营长尤继贤（共产党员）同志，因集合迟到五分钟，被张耀明当场宣布“撤职”。5、五月间，中原会战时，张耀明借机造谣栽赃陷害梁盛生同志，说他的三营“没有守住韩城镇（洛阳以西）”要枪毙梁励生同志，因大家都知道梁励生是个老同志，党的负责人，十七师大部军官提出抗议，又经姚警尘同志报告给孙蔚如总司令，孙即向张耀明提出批评说：“战争时期，正在用人，不能胡来！”迫使张耀明不得不改为“戴罪立功”，而了事。6、1945年6月间，国民党反动派，以整编为名，命令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事编为三十八军，辖十七师，五十五师，一七七师，把两上军仅有的十四个团缩编为九个团，指明编散刘威诚同志所领导的五十一团，调刘威诚同志去十七师当师副。7、蒋介石把我们党培养多年的这一支革命部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在进攻中原解放区之前，立即把他消灭掉，1945年7月上旬蒋介石又使出明升暗降的贯技调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去第六战区任司令长官。由于当时反共份子张耀明气焰极为嚣张，明目张胆地大喊大叫“反共反共”，声言“要立即抓共产党员”闹得部队到处议论纷纷，人心慌慌，所有共产党员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要求严惩反革命份子张耀明，准备行动！“物极必反”这是历史规律，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已到。二、党中央派人前来1945年初，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及时地从延安派周仲英、张西鼎两同志到前方，整顿三十八军党的组织，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和形势教育，大大地提高了部队思想觉悟和素质，这对部队以后的义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当时从陕西回到前方见了徐又彬同志，谈过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周仲英、张西鼎两同志来后就住到十七师、三十五师党员营长处，后因张耀明风言要抓捕嫌疑分子，迫使周仲英同志渡黄河到了太岳军区，张西鼎同志转移到陕州国民兵团尤继贤同志处。三、起义前的准备工作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调离时，于七月十号前后召集营长以上干部去总部芦氏县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