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初唐儒者的“诗人救世”思想【论文关键词】初唐儒者《毛诗正义》诗人救世思想【论文摘要】初唐宏儒孔颖达等在他们所编撰的《诗》学著作《毛诗正义》中提出的“诗人救世”说，具有丰富而具体的理论内涵：第一，非君子不能作诗；第二，持人之行，使不失坠；第三，文刺前朝，意在3’-代；第四，反对谲谏，倡导切谏。“诗人救世”说，是初唐儒士自信的张扬，对于当时乃至其后的经学阐释与文学创作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诗人救世”说的提出，是《毛诗正义》、《诗》学思想的落脚点，具有重要的谏诤力量和文论价值。魏晋以来，由于经学中衰，《诗经》作用于现实的角色，日渐式微。初唐重振儒学，孔颖达等奉太宗之命编撰《毛诗正义》就必须直面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发挥《诗经》的作用，为刚刚建立起的王朝服务。基于此，《正义》提出“诗人救世”说。[疏]《诗大序》“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毛诗正义》日④：变风所陈，多说奸淫之状者，男淫女奔，伤化败俗，诗人所陈者，皆乱状淫形，时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也。《尚书》之三风十愆，疾病也。诗人之四始六义。救药也。若夫疾病尚轻，有可生之道，则医之治也用心锐。扁鹊之疗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将死之势，则医之治也用心缓。秦和之视平公，知其不可为也。诗人救世，亦犹是矣。这里，孔颖达等是通过讨论《诗》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提出来的，即，既然《诗序》说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就是孔子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那么，为什么《诗》中还“多说奸淫之状”、“男淫女奔”等?自《诗序》问世以来，这种矛盾直到初唐《正义》以治病为喻，才第一次得以较为圆满地解释。《毛诗正义》认为，所谓“乱状淫形”，正是诗人所陈“时政之疾病”；诗人之所以将问题摆出来，就是想“忠规切谏”．使它消灭在萌芽状态。期么，这个“针药”到底指什么呢?即《毛诗正义》“所言者”。所谓“所言者”，不仅指“诗人之四始六义”，还应当包括诗人言说的本身。也就是说，就是在诗人将“奸淫之状”陈述出来给大家看的时候，诗人忠规切谏的态度和语调等言说方式已经起到疗救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诗人将针药隐藏在诗中的“四始六义”里面。因此，后人只有通过对《诗经》“四始六义”的解读，才能发现诗人的救世思想。其实，简而言之，“四始六义”即是美刺。“诗人救世”说有其理论、实践基础和现实环境。《毛诗正义序》：“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於律吕，故目‘感天地，动鬼神，莫近於《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孔颖达等就是在《诗大序》“感天地，动鬼神，莫近於《诗》”中，看到了“《诗》之为用，其利大矣”。又在郑玄《诗谱序》“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中，引申出“《诗》之规谏，皆防萌杜渐，用《诗》则乐，不用则忧，是为‘忧娱之萌渐’(《诗谱序》疏)的道理。”孔颖达等熟读经史，更深知汉代王式以《诗经》为谏书的事实。③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是《正义》“诗人救世说”的理论内涵及其实践意义。(一)非君子不能作诗关于《诗经》的作者，《正义》认为，“凡是臣民，皆得风剌”，不一定限于“国史”④，并反复强调，作诗者都是贤人，“非君子不能作诗”。(《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下疏。)因为只有君子，才能自觉地担负起济世苍生的责任。《正义》的作者们表现了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直面现实的精神。因此，他们自觉的承续起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孟子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屈原的“来吾导夫先路”、“虽体解吾犹未变兮”等士人一脉相传的救世精神。这是《正义》“诗人救世”说的思想前提。(二)“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正义》首先给诗的义域重新加以界定，赋予新的内涵：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诗谱序》疏)显然，《正义》所谓的“诗”不仅仅限于“诗言志”，同时吸收了《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