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时期住房管理机制转型住房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关系到民众身心健康、劳动态度及社会和谐稳定等诸多层面，是各国政府最为关切的一项基本民生问题。解决住房问题的决定因素是住房管理体制，包括住房所有制、建设、分配和管理等四方面的政策及其运行机制。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创建伊始，面临着历史遗留和战争创伤造成的严峻住房形势。对此，政府实行了集中式的住房管理体制，也就是将住房所有权、建设权、分配权和管理权全部集中到国家手中，统一管理，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迅速改善劳动群众的居住条件，一劳永逸地解决住房危机。然而，该管理体制只运行了四年便难以为继，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向分散化住房管理体制转型。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较少关注苏联的住房管理体制。俄罗斯史学界关于苏联住房问题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对1917年至1920年代住房管理体制的深入挖掘，但是，尚缺乏结合时代背景、系统而动态地研究两种住房管理体制的内在逻辑关系的成果。①由此，他们对于十月革命后实行的集中化住房管理体制为何无法运行下去，换言之，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住房管理体制为何要转型，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其解决住房危机的成效如何等问题，均尚未作出很好的解答。因此，本文拟以苏维埃政府在1917—1928年颁布实施的住房政策为依据，吸收俄罗斯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考察两种住房管理体制下的住房政策及运行情况，尝试回答上述问题。一、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集中化的住房管理体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诞生不久，就被迫与国内外干涉力量作殊死的搏斗。在战争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如何解决住房问题①，以及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直接过渡思想的影响②，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将住房公有化并集中管理的住房政策，力求迅速改善劳苦大众由来已久的住房困难，③一举解决住房短缺危机。于是，在住房所有制方面，促使住房市有化①的政策出台。1918年8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废止城市不动产的私有财产权》的法令：在人口超过一万人的城市里，所有建筑物……如果其总价值或租赁收入超过地方政权机关规定的限度，就要废除其私有财产权，交给地方政权机关支配。对于非资本家的房屋……不能收归市有。②这样，房屋市有化运动在全国展开。人口在一万人以上的大中小城市，超过地方政权机关所规定限度的一切私有房产，都要被收归市有。而国家之所以没有制定将全部私有房屋收归地方苏维埃的政策，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房屋市有化的主要对象是资本主义房主的房屋，“绝不触犯非资本家房产的利益”。③因此，依靠自己辛勤劳动获得住房的劳动者，其房产不应该被收归市有。第二，如果全部房屋市有化，意味着地方政府要承担所有房屋的维修、保养等责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政府实际上是没有资金和能力做到这一点的。从8月法令我们还知道，废除私有财产权的房产要“交给地方政权机关支配”因此，地方苏维埃也是市有住房的管理机构，但管理的范围、职责和权限等问题在法令中并未提及。作为住房管理的一项常规内容，国家还对房租作出了规定。1917年11月10日，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了《关于延期偿付住房费用》的法令，在战争时期和战争结束后3个月内，完全免除低收入工人和职员、前线战士家属的房租。④部分工人和职员、前线战士家属的房租得到了免除。1921年1月27日，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免除房租》的法令：从1921年1月1日起，取消市有住房中工人、职员的房租。⑤至此，居住在市有住房里的所有工人和职员的房租都被免除了。法令的内容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市有住房的使用具有公共福利性质，无需付费。在房屋市有化政策出台的同时，苏维埃政府也着手制定对收归市有的住房究竟如何重新分配的政策。政策的核心内容是“紧凑使用住宅”，其标准是遵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人民委员部在1919年颁布的法令，所有居民不分年龄一律人均8平方米。①如果一套住宅中的人均面积超标，也就意味着出现了“多余的面积”，就必须允许其他人搬到这套住宅里共同居住，这就是“紧凑使用住宅”。于是，统一分配市有住房的原则确立下来了。从这一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