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财税改革的真实挑战下面我先讲财政体制。中国的财政体制现在首要面对的是什么问题？我认为中国财政体制现在有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卖地财政问题。我们的财政收入中相当大一块是非税收入，而不是税收收入。税收是国家的法定收入，非税收入本来就是不够正规，只能是偶然性和零星性质的。我们非税收入搞这么大，这就很不正常。同时，我们这个非税收入非常主要的一块是靠倒卖土地来的。我们学的是香港的办法，香港的地本来就是官地，就是港府的地，我们这还不是自己的地，我们是征收了农民的地倒卖，所以准确的说咱们不是土地财政，我们是“倒地财政”。这个“倒地财政”我觉得是财政体制要改革的第一件事情。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没有这个毅力来动这个“倒地财政”，这是对新一届领导在经济上第一个大的挑战。很可惜我们媒体，包括学界对这个问题说法也不一，起码没有把它作为重要问题更不是首要问题，而去扯一些什么分权之类的鸡毛蒜皮。在我来看新一届政府改革如果说在政治上是反腐败，在经济上面能不能有突破，第一个试金石，第一个最重大的考验，就是对“倒地财政”采取什么态度。不先对自己开刀，土地乱局就不能拨乱反正。就目前来看，可以说倒地财政在城镇化的口号下还在继续蓬勃发展，我看媒体上也在推波助澜，市场上炒作的基本也都是这一套。其实，原来我们倒卖土地的财政是和旧式城市化配套的东西，新型城市化是不能搞这个的，这是我们财经媒体并没有搞清楚的事情。这就跟计划经济一样，计划经济是专门为那个一大二公时代配套的，现在倒卖土地的财政也是为少数人服务，不能给新型城市化配套的。2006年我曾经给政府提过批评和建议。我说你们讲的新农村建设这个事情不是当今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21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是新型城市化建设，抓住新型城市化建设才是抓住了城乡统筹的龙头，相应的新农村建设才有空间和合理性。那么，什么叫做新型城市化？原来那个旧在什么地方？这个新又新在何处？我觉得政府还只是刚开始有了模糊的意识，我们媒体和学界自己更糊涂就没希望了。当时我说新型城市化，最主要就是要新在不能光有数量没有质量,这就需要解决城市的科学规划和布局问题，核心是解决人口和户籍问题。旧城市化的要害就是土地的城市化与人口和户籍城市化脱节，少数人利用土地发财牟利,把地价房价搞得很高。现在要搞新型城市化其实质就是要让土地为外来人口落户服务，让土地的成本、城市化的成本大大降下来，这样农民工和其他外来人口才可能安居落户，人力资本才能积累提高。但是，我看了直到今天的所有的文件还基本没有这个内容，媒体上渲染的也是开发商怎么疯狂的拿地为了迎接新型城市化。我说那不是迎接新型城市化，那是迎接旧式城市化。因为新型城市化首要是解决人落户的问题，解决土地制度的改革怎么转过来，从过去为大楼、大广场服务、为开发商赚钱服务、为城中村和城郊农民补偿服务，为囤了土地和多套房的城市精英服务，转到低成本地为城市化的主体即农民工及其家属和其他外来移居的人口服务，这才是新型城市化的本质。财政体制要为新型城市化服务，我认为要打的第一个大仗就是改变倒卖土地的财政，但是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还没有什么准备。如果没有这方面动作和准备，我觉得所谓的新型城市化最后必然还是走老路，还是少部分人获益、大多数人被排挤在外的城市化，就是我们今天的状态。所以，我认为财政体制要改革的核心，第一仗就是要动摇倒卖土地的财政。动摇这个东西后面带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因为批评它是容易的，但是要替代它，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现在土地还在招拍挂，如果按照中央文件里面说的“严格区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用地”（当然这个口号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假定真正按照这个口号去做，很快就没有经营性土地可卖了，就不能招拍挂了，那么城市建设城市发展怎么办？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没有做任何准备。没有准备就只能沿着现在这条老路走下去，一方面被迫付出的土地补偿越来越高，一方面招拍挂又进一步推高城市土地和房产价格，结果只会造成土地资源的集中和一部分人的暴富，从而堆积越来越大的资产泡沫、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