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时间：家的哲学身份孙向晨教授的《论家：个体与亲亲》（以下简称“《论家》”）一书提出了理解中国现代进程的一条哲理新径，即“个体”与“亲亲”代表的“双重本体”的思路它与曾经出现和流行的另一些相关说法，比如启蒙与救亡革命与保守、国家与个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古与今等皆有所不同，甚至也不同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立因为它将双方的哲理内核直接标出，对两者的关系作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思想解释（比如从单纯的对立到互参式的对立），廓清了笼罩其上的一些混淆，最终将“家”的问题“突出”到了“本体论的”层次。这种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将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之中存在”有理有据地转变成了“在世代之中存在”，使得家的时间性成为一个重大哲学主题。本文将对《论家》的双重本体说作些评议，同时提出不同的看法，由此引出关于家的原初地位及其本体身份的讨论。然后，将集中追究这种身份的哲理体现，也就是代际时间。在这样做时，当代西方的现象学和中国古代的《周易》都是我们的助力，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这种时间1特别是孝意识时间中的“时晕”和“几微”如何生成的问题。两体还是三体《论家》指出，现代性的个体原则是不带有道德含义的，“个体优先”中的个体是本体，独自挺立，先于一切属性，包括道德属性。此为个体自由的第一义，它与海外新儒家所说的“道德个体”——个体自由或自由个体的第二义——不同。无论新儒家如何“自我坎陷”，也达不到某种意义上的天赋权利个体，于是也就迈不过现代文明的门槛。向晨教授主张，不管这种个体主义有多少缺陷（对此他有清醒认识），任何现代意识都躲不过它，就像以前的小孩非要出了天花才可进入安全成长的地带。现代性还有一个根本原则是“亲亲”（亲爱你的亲人，首先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或“亲亲为大”。它不仅是“文化特色”，还是一个终极本体，是儒家道德的不二源头。所以，“‘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一种本体论地位，而‘孝’则是连接世代的‘家’之核心2德性”。这就点明了中华文明首先是儒家道统的真实本源和“核心价值”，与当代新儒家主流乃至宋明理学中要含糊掉这个本源的倾向划清了界限。《论家》主张，要实现一个健全的中国现代文明，以上两个相互独立的本体都是必需的，不要想“把一重‘本体’的内涵嫁接到另一重‘本体’之中”。尽管它们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各有局限，或在发挥其重大长处之外各有弊端，但都有其不可动摇的地位。“个体为重”已经成为“人类共享的普遍价值”，而“亲亲为大”则是“中国传统中伦理体系的基础”。它们如果能够两峰并立那么就可互克其短并扬其长，造就一个“稳健的、完整的现代社会”。《论家》的主张自有其睿见，特别是能看出“亲亲为大”的两重核心价值，即对于儒家的和对于现代（及未来）中国的本体地位——对于前者是唯一的，而对于后者是两重中的必要一重，并作出了多角度的精彩阐发，可谓慧眼识珠、拨云见日。它不再试图调配包含各种价值的鸡尾酒，批判这一面，吸收那一面，而是坚持成色十足的两种原则或价值的共在并用，给人以爽利之感。3然而，只用双重本体论来说明现代中国，为她的将来指明成功之路，却似乎还未完满。《论家》中多次讲到这两个原则在现代中国的双重失败，“在现世的中国，‘个体’并没有真正确立，‘家’则在不断没落”。那么我们就可以发问：到底是哪个原则占了主导呢？概而答之，就是“集团”，一种好像是更高级、超越的本体。其实，历史上“个体”原则的提出，并非主要针对“家”，而是针对“集团”，其可表现为教会、机构、党派、国家，或它们代表的意识形态。《新青年》等杂志的失偏处不在于提出了个体原则，而在于将它主要针对着亲亲之家，或代表着它的传统。这样一种总在歪打却也总没正着的策略，一直被沿袭。如此看来，就不止有两个本体，而是有三个，即个体、家和集团。在这个三体结构中，个体与集团占了两个极端都曾以各种形式被西方传统哲学奉为实体；而家或亲亲则绝不是这种实体，它只是本体，而且是居于另两者之间的更加源发的本体。家养育了个体，却不止于个体；家中出来的人们可以尊奉某种超越原则而组成集团，但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