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季女知青的十人墓碑记《看历史》杂志吴志维1971年3月24日凌晨，十名正值花季的成都赴滇女知青，在刚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的第七个夜晚即葬身火海。38年后，一个叫樊建川的收藏家为他们重建墓碑，将当年的墓碑迎回成都，并在建川博物馆规划建造“中国知青博物馆”的馆址旁安放。樊建川为这座知青死难纪念碑题名“粉·焚”，意在纪念被焚毁的粉红色花季。纪念碑2009年10月15日，一座刻有“粉·焚”二字的墓碑在建川博物馆规划建立“中国知青博物馆”的馆址旁与世人见面了。石碑的正面刻“粉·焚”两个大字。上款：“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火灾’遇难知青：周金秀、李晓妮、晏啟芬、阮国清、范金凤、傅蓉碧、傅国秀、万禄秀、李观玉、施桂芬千古”，落款“成都建川博物馆聚落、成都赴滇知青联谊会敬造”。碑的背面是成都赴云南知青王晓梅撰写的“三·二四”火灾经过。卧倒的五角星的十个面，分别镶嵌着一块38年前的墓碑，旁边是用铝板雕刻的当年的《毕业生登记表》。悼念的人中，有遇难者周金秀的两个弟弟。大弟弟展示了当年周金秀遇难后国家发放的抚恤金通知书。面对周金秀的墓碑，尤其是《毕业生登记表》上的照片和鲜活的笔迹，周氏兄弟感慨良多。直面这张每位知青都曾经熟悉的《毕业生登记表》，读到“本人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一切政治活动……”的时候，无数知青潸然泪下。樊建川举起周金秀的《革命工作人员牺牲证明书》表情凝重。周金秀家属出示的印有“最高指示”的《慰问信》上这样写道：“周金秀同志满怀革命豪情，走上了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周金秀的《抚恤情况记录》上赫赫写着：“发给抚恤金时间：一九七一年四月四日；抚恤金额：壹佰捌拾元。”在樊建川的身后，是将于一年后建成开放的中国知青博物馆。他要用文物为民族保留住那段记忆，他将这样的收藏归纳为“为了未来，收藏教训”。知识青年知识青年，简称知青，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梗阻，使当时大批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就业无望，升学无门。一方面，1967年工业产值减少13.8%，工矿企业苦于派系斗争，度日艰难，无从接纳新人；另一方面，“文革”开始后的若干年里，高中和大学停止招生，升学也无丝毫曙光。到1968年，积压在校的初中、高中学毕业生已有初66、67、68届，高66、67、68届。这个后来被称作“老三届”的群体，多达1000万人之众。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毛泽东的话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一时间，犹如开启了泄洪的闸门，集聚“老三届”千万之众的洪流涌向广阔天地。千万人乃至千万个家庭的命运从此改变，无数比小说更催人泪下、扣人心弦的悲喜故事在神州大地真实地演绎着。这一演就是十年，对整个华夏民族的影响更是绵绵无绝期。1971年毕业于成都第39中学的这10位花季少女恰逢这一历史的洪流，命运无情地将她们选中为时代的祭品。花祭1969年初开始“复课闹革命”。1971年春节后不久，成都第39中学开学了。此时的校园已是四面标语：“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大力发展热带作物满足人民的需要”、“大力发展橡胶，满足祖国的需要”。一时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穿军装的解放军在学校作“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员。在那个就业无路，升学无望的年代，投身“生产建设兵团”也算一个差强人意的选择或者是一个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到派出所下户口，凭知青票购买当时限量供应的搪瓷面盆、“知青盅盅”成为这批“知识青年”共同...